编辑|书山里的墨客 《月下》的作者用现实与历史交织之下的冷静态度，以惊心动魄的方式讲述一名女子的情感经历，一场邂逅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外面的灯红酒绿，聆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让眼前这位纯真、善良、毫无心机的小城女性，为之向往。 然而当她逃离乏味的生活、以及家人的束缚之后，没想到现实却带给她一个重击，在这条“美好的”道路上她究竟经历了什么？最终又将何去何从？ 李凤群创作的“大”系列主要是《大江》《大风》《大业》和《大望》。她善于描写女性，将女性丰富情绪展现给人们，这也是她创作的一大特点。 与以往的革美，良霞，今宝，在桃，朱利安这些角色的形象相比，《月下》中的主角余文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余文真不再是渴望逃离乡村，向往城市生活的角色，她虽生于此，却无法在日渐衰败的家乡安顿下来，成为了一个“在地的边缘人”。 “边缘人”是当代中国和全球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大致可分为两类：“精神的流浪者”和“低层的小人物”。 如屠格涅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其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还有波德莱尔所说的游手好闲的人，以及本雅明所说的流浪者；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月下》中，余文真的“边缘”并不是心灵上的漂泊，也不是阶级划分，真正原因是被忽视。在外人眼中，她的脸是一片朦胧，丝毫不会有人注意到。 “没有人注意到她，小巷中有活泼的女孩，有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有美貌的女侍者，都会被人欣赏和照顾……”不过，余文真似乎被无视了一般，就连小巷中的叔叔婶婶都没注意到她。 余文真就像是放在小巷一角的扫把，即使被风吹走，被雨水打湿，都无关紧要。”孙惠芬的电影《寻找张展》中的张展，张柠的《三城记》中的顾明笛，石一枫《地球之眼》的安小男，都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 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处于“边缘”而对“中心”产生渴望。余文真不同，她所谓的“边缘”，其实就是一种目光的匮乏，简单来说就是“缺少存在感”。 当注意力成为一种资源时，这种被忽视，甚至是被无视，都会对主人公产生不好的影响，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日后的她目光很快就被男主人公捕捉到的原因。 在展现“边缘人物”被捕捉的同时，作家先把两位人物的会面作为一种“事件”来表现。在西美尔看来，这种最普遍的会面方式，很容易在生命的延续过程中被忽略。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在巴迪欧看来，遇见并不只是触及外在事物，它与我们存在的中心紧密相连。但也包含了一种必然性，一旦相遇，你的人生将会被改变，甚至是永远的被改变！ 孤独的猎艳者和小城的天真少女——这是一场完美的邂逅，让两个人都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在章东南看来，他的“猎物”余文真，“至少在那一夜以前，因为她出身普通，父母又很普通，所以她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也不会有太多的野心，因为她一直被忽视，根本不知道这个中年男人的阴谋”。“得手”简直是轻而易举。 对于余文真而言，这个男人开启了一道通往遥远世界的窗口，唤醒了她想要跳出平凡生活的渴望。若说是能够看到广阔世界，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危险的引诱。 余文真还在想：25岁的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这辈子的平凡生活都隐藏起来。接下来的几天，怀揣着对平凡生活的强烈排斥，章东南来去无踪，给余文真留下了无尽遐想。 她对他的感情是一种五颜六色的幻想，一种对现实的幻想。她感觉到了“快乐与诗意”，而他发来的信息则是“像轻柔的音乐，很多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和章东南一比，他的男朋友周雷就更惨了，甚至在性方面，她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周雷的无趣。二人之间的关系最终以在房产证上签名意见不合而走到了终点。 后来，在感情的支配与诱惑下，余文真最终迷失在章东南的世界中。“他不在的时候，她会沉浸于与他相关的细节中，他的味道，他的笑容都让她着迷。”他们经常联络，分享着各自的人生。 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是泾渭分明，每当余文真想要打破这个隔阂时，就会撞上章东南筑起的铜墙铁壁，显然二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 《月下》在表现爱情与婚姻的过程中，除了写章东南对余文真的主观情绪掌控以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客观的、天然文化的吸引。 在余文真眼里，章东南代表的“雅皮士文化”极富吸引力。大学毕业，收入不低，出国次数也不少，高级会所也不少去，追求的是舒适生活。他给她讲希腊三大柱式，讲骑术，谈索瓦丝·萨冈，谈世界金融危机、瑞士、托尔斯泰，都透着一股“上流社会”的味道。 虽然这样的“人设”仅仅是“自我呈现”，但余文真无法脱离，甚至沉醉其中，她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她和章东南之间的不对等。“似乎是在为一切赋予新的意义，她不断地为她提供灵感，拓展她的见识，刺激她的想象。”章东南就像是一个见多识广的智者，让余文真一起家人产生了错觉，觉得应该摆脱他们，甚至是逃离。 章东南以其为象征的“上层文化”对“底层文化”的文化入侵与文化统治，是我们这个年代典型的精神症。小说写到开端意义上的聚会,余文真的同事们纷纷对章东南发出“让强大、知识、成功、富裕、成熟、完美来侵犯我们!”的宣言。 令人震惊的同时，反映了这个动荡的时代中，人类对“工具理性”的崇拜。 这个场景在书中出现了两次，而且都是用回忆的方式发出控诉，他们以为不大喊大叫：“让那些男人来糟蹋我们的女人！”就不会因此受到欺负，要是哪一天，他们知道她被这么糟蹋了，他们还能不能喝得下去？ “他们”希望以章东南为首的资本家势力对月城开发，哪怕是把月城中的女子都给外人占有也在所不惜。性别、文化和金钱的合谋将余文真从心理上“杀死”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遥远的地方，只有披着羊皮的狼，还有你这种肮脏的人。你是个有智慧、又有力量的人，莫名其妙地介入我的生活，我变成了爱情的囚徒，但你却露出了恶棍的嘴脸，准备开溜。” 从爱情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压迫，价值观的输出，资本的侵蚀，这就是《月下》所具备的深刻创造性。 对《月下》进行阐释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空间”。有意地将角色置于不同的空间中，这样的空间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器皿或者是一个背景，它还和角色的命运起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之间的政治是怎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余文真的人生历程勾勒出月城的三个微观空间：“家”、“宾馆”和“租住的“小留””。“家”的缺失是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母题，也是《月下》中女性人物经历的其中一部分。 初登场时，来自清凉寺巷的余文真天真烂漫，不谙世事，对未来充满希望，与沉沦前的她完全不同。 但潜在的危险却出现了，邻里之间的隔阂，父亲和哥哥之间的隔阂，让她厌烦了旧房子里的事情，也让她对母亲的婚姻产生了疑惑。 在与章东南的约会之后，她想要逃避这里的欲望变得更为强烈。“带我走，帮我从水里捞上来。她在心里自言自语。”心中对故乡依赖感荡然无存，这正是她想要打破僵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过程中，乡土丧失和被放逐故乡的痛苦，都源于全球化对地方性的腐蚀。“余文真毕业后，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稳定的人生，另一种是冒险的人生。” 月城到处都有这样的女孩，而且越来越多，她们天生喜欢冰激凌，喜欢咖啡，喜欢涂口红，喜欢穿黑色的长筒皮靴，但她们四肢发达，懒惰，物质又缺钱。 嫁给了王一明之后，余文真就更感受不到何为家庭。那个有着性虐与冷漠的男人，让余文真感觉到了无尽的痛楚。因此，作为“家”的补偿与补充，章东南打开了旅馆的大门，带给余文真幻觉和满足。 “他们之间只有旅馆。”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宾馆里，云天宾馆，金陵宾馆，百家湖宾馆，上塘古镇宾馆，都被作者细致地描绘了出来，给这些宾馆增添了一种梦幻般的美感，有一种“超空间”的感觉。 作家通过“性别”的编码方式，对人和城市进行了全面描写。换句话说，“女性”就是作者想象城市的一种“方法”。章东南向余文真一步一步靠近的过程，两者之间既有时空上的重合，又有“人”与“城”的对立。 一方面，《月之城》中清楚地写到：“余文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被人看见。”“性别”被看作是城市与人共同属性，共同分享了女性向的特征。 《月下》以鲜明的创伤书写了普通女性不仅仅是身体的还有精神上的创痛。将人生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章东南的情感，余文真只能将仇恨和后悔的感觉放大，这种感觉就象一片笼罩天空的乌云，紧紧地抓住了她的心。 章东南只是给了她展现自己的机会。出卖周雷，威胁戏弄章东南，对王一明的冷漠和忽视，这些都可以理解。 但余文真意识到，若是一直用他们的方法惩罚“他们”，“她们”只会成为恶的一部分，同类的报复并不能实现自我救赎，更加无法解决感情的争端，也无法化解两性的矛盾，更无法消除性别的对立。 通过揭露归因谬论，否认同态报复，小说给出了一个反面的启示。不过别忘了，这种压抑的叙述方式，总会给角色留下一条出路。对于余文真而言，她与章东南的最后一次见面就是那个出口。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性的复苏。当余文真看到章东南满脸的痛楚时，并了解到他的孩子由于看到一名女孩的自杀行为，他这个做爸爸的，必须要把自己的错误告诉孩子。 那时的他卸下了所有的伪装，露出了真正的面目，这时余文真才意识到，自始至终自己痴迷的竟只是表演艺术。 从一个脸谱化的面具人，到一个同样有着苦难的“老乡”，章东南逐渐“回归到真实的人”，这让余文真获得了同类人、同龄人、同乡人的体人，两个曾经的敌人，都经历了那个年代的灵魂创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那个年代的同温层。 其次是本能的复活。“在这些重大问题出现以前，爱的基本问题就已经出现了。”余文真的婚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关于“爱”的问题。 在李凤群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人对“爱的哲学”的忽视，看到了“爱的能力”的贫乏，看到了“爱的修辞”的匮乏。恢复爱，开始新的人生，这就是余文真最终将完成自我拯救的道路。 小说是这样写的：“亲人与城市构成了她的围墙、绳子、过往与将来，热爱就是本能，热爱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追求，这份爱并不只是为被爱者而存在。给予和接受构成了一个爱的世界，它是一体又是对立，是失去，也是意义。” “施受一体”是爱的本质特征，唯有唤醒人对生命与存在的本能的爱，才能使爱得以实现。余文真对儿子王立博的感情越来越深，从最初的逃避和冷漠，到对对自己亲生骨肉的疼爱，无一不是在诉说血亲之爱的伟大。 从读者的角度来分析，《月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治愈作用的。“卡塔西斯”从对痛苦源头的揭示开始，通过对痛苦的认知和叙述，最后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艺术升华，从而起到了文学的治愈作用。 当代社会中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冲突，是造成精神创伤的根源所在。除了主人公以外，章东南，王一明，奶奶等人也都有心理疾病，若是想用文学治愈这个伤口，那就不得不说《月下》的特殊功能。 正是加拿大著名作家弗莱《文学与治疗》一书所言：“我只想提醒大家，在当今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不应当忽视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助人康复的巨大力量。可惜的是诗人往往意识不到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 写作不仅仅是个体的情感表达，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塑造，同时也是一种揭露创伤、治疗创伤、启发救赎的手段，具有极大的精神生态功能。文学揭开人生的伤疤，就是为了打开心结。在某种意义上，李凤群在《月下》对妇女心灵创伤的审视，是一种冷漠且柔和的眼神，呼唤着爱与痛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