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构成，体现了一种更为契合人类发展需求的价值观，它致力于促进个体在物质生存与情感世界的完善与进步，助力实现自我发展的理想状态 在20世纪上半叶，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便踏上了追寻现代理性的征途。鲁迅身处西方科学理性、实证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学理性的夹缝之中，同时面临着“西风东渐”与民族危亡的双重背景。为了探寻救国之路并推动思想启蒙，他汲取了尼采式价值理性的精髓，对其进行了“现代化”的重估与革命性的否定。 鲁迅的小说聚焦于两类人物：彷徨、孤寂的知识分子以及愚弱、漠然的底层民众。这两类人物所展现的，正是基于当时历史现状的拯救意识与批判意识。知识分子的彷徨与寂寞，与底层民众的愚弱与漠然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启蒙理性与救亡理性的交汇点。 鲁迅对王权和礼教的价值系统进行了革命性的否定与摧毁，在理性的转化形式上开辟了一条革命化的路径。这一路径在客观上，有意无意地为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20世纪现代理性转向的路标：他们试图从中西文化理性的夹缝中突围，追求形而上和生命本体的深远意义。 然而，这种膨胀了的生命欲求与革命诉求，在实践中却难以从容应对现实的世俗生活世界，最终导致了20世纪中期前后超验性生命理性与乌托邦主义的极端扩张。 在莫言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关于现代理性的艺术追求尚未得到充分展现。然而，到了90年代后的小说中，莫言以人类的吃、穿、住等世俗生活为窗口，将近百年历史中那些非人化乃至反人性的世俗和超验的生命状态，以及被扭曲的某些精神情结，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与鲁迅在世纪之初面对多重文化理性夹击下选择革命化道路不同，莫言在世纪末的文化理性下选择了世俗化的道路。他回归本真的世俗生活，在生活现实的悲剧性存在的悖论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这成为他坚持的现代理性的重心。 尽管我们目前的思想界还无法断言什么是中国现代化理性选择的有效途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更多地着眼于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而非某种文化观念的选择，是对鲁迅精神的一种历史性扬弃，也预示着一种新时代语境下的现代化理性的新道路。 在莫言的小说中，我们或许无法看到一个系统的关于现代理性的理论框架，但读者能深深感受到他对有益于个体人生发展的现代理性的不懈追求。这一创作主旨主要通过他对封建文化的腐朽因素、商业文化的物欲极端化、极端政治理性、战争理性的质疑与批判来展开。 莫言肯定了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冲动，如食与性，并以此作为审视历史与人生冲突的突破口。他批判那些压抑和扭曲人类正常合理的人性需求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进而深入探索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及更为隐秘的空间。 莫言小说的结构特色，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其颠覆式的构造。他毅然决然地摒弃了传统结构中那种完整、连贯的规范，不再遵循由开端、高潮至结尾的层次分明的设计，也不再探求事物发展所遵循的线性因果关系。相反，他所叙述的事件宛如一片片断裂的碎片，散落开来。 这种近乎支离破碎的结构，彻底打破了传统结构所追求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封闭体系，使得整个叙述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完整的状态。这恰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叙事”的核心精神——消解结构、颠覆秩序。 在这里，解构的目的昭然若揭：它旨在打破长久以来形而上学的迷思，拆解神学中心主义的殿堂，将差异性原则确立为一切事物的基石，打破在场的束缚，推翻符号的权威，将一切建立在踪迹之上，并以书写的沉默的非现在性，去替补语言中心主义的现在性，从而凸显出差异以及存在的不在场性。 这种解构与颠覆的哲学观念，与莫言叛逆传统的思想状态不谋而合，他的作品中频繁运用这种颠覆式的叙述结构，以实现对权威的深刻解构。 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这种颠覆式结构主要通过镶嵌式结构与拼贴式结构的巧妙运用得以实现。以《酒国》为例，这部小说便是一个没有结尾的典型。事件究竟是真是假，贪官污吏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直到最后都让人难以分辨真伪。 侦察员丁钩儿在色与酒的诱惑面前，未能揭开事情的真相；而立志深入酒国内部一探究竟的作家“莫言”，一旦陷入“食、酒、色”的罗网，也立刻变得头昏脑胀，激情四溢。正如作者以丁钩儿墓志铭的名义所写：“在浪漫和多情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每一个站在岸上的人都清醒地看到水中的污浊，并义愤填膺，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成为扫除一切黑暗势力的英雄；然而，一旦踏入水中，却无不成为其中一员，清浊难辨。 这种开放式的结尾，创造了一种变化不定的结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更为丰富的体验：历史的发展并无既定的方向，偶然性、碎片性的历史细节随意地改变着它的轨迹。这种对生活与历史的理解，从个体生命经验的角度出发，对历史进行了消解，表达了对历史的必然论、终极性和绝对真实性等观念的深刻质疑。 莫言小说中开放性的结尾，避免了叙事的封闭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的确定，实现了对传统文本的革新，彰显了他解构正统意义、颠覆绝对权威的价值观和哲学观。 与莫言不同，长篇小说《艳阳天》在文坛上引起了轰动，并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奠定了浩然在文学界的地位。很长一个时期，人们都将它视为浩然的代表作，这主要得益于它成功表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与当时政治话语中激进一方所倡导的社会结构和文学结构模式高度契合。 这也使得浩然的创作成为了表现阶级斗争的样板，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一创作倾向。当然，《艳阳天》的成功，作品自身的艺术魅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随后出版的多卷本小说《金光大道》，在对政治话语的适应上表现得更为自觉，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经典。因此，在“文革”期间，浩然成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也就顺理成章了。 特殊的阅读环境为浩然及其作品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荣耀，这也使得浩然继续创作受主流意识规约的作品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如《西沙儿女》《百花川》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 浩然在文学上受到批判的同时，政治上也未能幸免。1978年“五届人大”召开时，他被取消了五届人大代表的资格。与此同时，文学史对浩然的评述也发生了变化。 在新时期，浩然几乎成了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样一个被新时期文学史描述为凭阶级斗争文学和宣传文学为政治野心家和极左路线服务、作品的文学性有重大缺憾的文学家，却在1992年获得了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颁发的世界名人“二十世纪成就奖”。 浩然的《金光大道》于1994年全4部出版；1999年，《艳阳天》更是位列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排行榜第43名。加拿大嘉陵女士甚至转述马森先生的文章说：“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隆重推出了18卷本的《浩然全集》，由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为《浩然全集》作序。高占祥表示：“文艺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浩然这样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正是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职责。试想，在那个年代，不写阶级斗争，不写路线斗争，还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作家吗？浩然还能成为浩然吗？浩然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的人品、作品都是上品。” 浩然自己也并不沉默，他通过自传体小说《乐土》（1988年）、《活泉》（1998年）、《圆梦》（1998年）、口述自传《我的人生》（2000年）以及《环球报》上的一篇文章《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1998-09-20），强烈捍卫自己的文学道路：“我不后悔”，“我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是农民的代表”，“我是一个奇迹”。浩然的这些言论引发了一轮又一轮关于他的作品、人品的激烈争论，相信对浩然以及浩然作品的争鸣还将继续下去。 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浩然长期坚守的“集体化”信念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面对信念的无奈，他不仅没有选择放弃，反而一次次地进行自我强化，仿佛是在为自己的“集体化”信念注射着一剂剂掩耳盗铃的强心剂。这种内心的挣扎与坚持，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了他的小说创作中，使得对贫富悬殊、权利腐败、狂热追逐物质利益等丑恶现象的深刻描绘，成为了他作品中理所当然的必然元素。 在浩然倾力打造的现实主义小说《苍生》中，他尖锐地指出了农村经济改革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昔日的“铁面无私”和“一尘不染”的先进干部形象，在党支部书记邱志国身上已荡然无存。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不惜触犯法律，侵吞国家财产，其行为与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保甲长如出一辙。更令人痛心的是，农村中不仅存在单个干部的腐化堕落，还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官僚关系网。陈耀华的姑父、父亲、舅舅等亲戚相互勾结，这种关系网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保护，同时也让普通百姓深受其害。 在处理田保根与陈耀华的恋爱关系时，浩然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反映新一代农民婚姻观、价值观的变迁上，而是更加深入地揭露了其中蕴含的金钱、裙带、特权等现实功利内容。他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这些丑恶现象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在震撼中深思。 然而，在揭示经济改革腐败面的同时，浩然也在小说中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他对往昔的“集体化”社会充满了怀念和向往。在《苍生》中，邱志国领导的田家庄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作者极力歌颂的“红旗大队”则坚持走“集体致富，不分地，一块过富日子”的道路。这足以表明，浩然对于打破原有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商品经济持有着深深的怀疑态度。 相似的主题也在《能人楚世杰》中得到了体现。浩然将大量的笔墨用于描述楚世杰与不正之风斗争的经过，而对于作品中支部书记楚运来依仗权势安排亲朋外出做工、一味支持某些人以不正当手段致富并从中收受贿赂的腐败行为，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笞和嘲讽。他的笔触犀利而深刻，让读者在痛心疾首之余，也不得不反思农村改革中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