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教训 很奇怪，从廿七日早九点，敌军攻占八角台以后，直到天黑，飞机是一架也没来，大炮是一声也不响，同时部队也未再前进……。 恍然想起掳获得敌军大佐所用的地图上，对攻击目标，仅标示到赐儿山、八角台，是很有道理；作业既简明扼要，战术思想，也颇正确。因为，只要占领了这两个要点，整个市区，全被瞰知，也就算完全占领了张家口；目的已达，自不必无谓的消耗兵力了。 我离开省府时，曾对张厅长说要搬几桶汽油来，把没有炸坏的省府厅舍，全都烧掉；免得被敌人、汉奸利用。他是察省人，眼珠转了转才说话，似乎不大赞成。我也恐怕还未撤回的部队看到起火，发生误会也就算了。 我这时站在公路上部队集合点，虽还镇静如常，对陆续到达、通过的各级指挥官、部队、伤患，分别加以指示、慰问、鼓励和抚视，可是，望一望昏暗中充满了弹痕、热血的赐儿山、八角台；轰炸得残破死寂的市区；运送伤亡官兵的车辆、担架，再想一想几年来委蛇迁延，易遭指责，难得谅解，苦闷的处境，而又力不从心，付出这大的牺牲代价，未能尽歼来犯的敌人，以泄积愤；不由得洒出几滴酸辛泪!而这一役所得的教训，也刻不能忘了。 兵学上好像有个原则：“战略服从政略”,这原来是不错。倘这个政略是委曲的，那么其中的军事，就难乎为继。 当时在华北的情势和张垣作战，就饱尝过这种滋味。因为三样事，便决张垣的命运： 第一是《塘沽协定》决定了华北局面，而且明白规定不准设防。这一条日本人非常注意。而且政府在七七事变以前几年中，只在长辛店一带，派有工兵部队，秘密作了些钢筋水泥的机枪一类掩体，一做好马上就用土盖上，伪装掩蔽起来，从没有再前进一步去构筑；此外也再没有听说政府和军部有什么做工事的计划指示，更没有听说过“国防工事构筑费”的名称。 芦沟桥没有既设工事，省境上也无法预作工事。至于境内交通线上中外人士常到的地方像八达岭、南口一类地点，究竟应面对哪一方作工事?恐怕在事变前，谁也无法确定；纵然上峰有作工事的指示，于此谅也无法着手。而且，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到处都是，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抗议”,麻烦得使你头痛! 举个例子：有一次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手拿一本在儿童节我赠发给各学校，用以激发儿童、学生民族精神抗日意志的民族歌曲，到省府向我纠缠抗议，我非常不快，几乎翻脸；但又必须忍耐。 大本走后便马上严令教育厅、保安处、警务处彻查，并对涉有间谍——那时一般都叫做汉奸——嫌疑的，统予查明监视；战事一起，即逮捕法办! 由于外交上的苦闷，以及地形地质的关系，我也曾几次秘密研究，终碍于事实，没法进行。不得已仅在赐儿山、水母宫中间要路口，就战术着眼，借充实美化风景区的名义，费尽心机，迤逦添筑了几处亭、台、小庙；这就是张垣战役唯一可用的工事。 第二是指挥协调，有很大缺憾。我这方面的作战，是同时受阎长官指挥，在阎下面实际负责的是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我是以副总司令名义率一个师和地方团队在张家口这面作战；由傅派一个旅进驻柴沟堡、孔家庄附近地区，掩护我的侧后。 哪知到危急关头，敌人却忽从背后孔家庄攻上来，我陷于包围孤立，这时才晓得孔家庄只到过一个营。就是一个营也好，但又很快撤走，都没有一声通知，真是憾事! 但自范长江随军到察，以至我解甲的十几年中，所遭掣肘计算，又何止一次? 所以好多朋友说我胸无城府，又吃大亏；古时李晟伐竹止谤，早已证明快性人要总归失败。可是，人如不能相见以诚，专事倾轧打击，个人事小，对国家而言，那才是莫大的不幸! 第三、武器不如敌人是最大原因。当时我们不仅没有战车、飞机、大炮，即便是重机枪也没有。二十九军的步兵团，原来本有重机枪一连(重机枪六挺),在七七事变前两三个月，不知什么人的主意，下令各团把六挺重机枪统统缴交军部，另换回十八挺轻机枪。 为这事我曾数次打电话、打电报仍要重机枪，终无结果。所以神威台一役，没有步兵重兵器，官兵都叫苦。谁都懂轻机枪压制不了敌人的重机枪(重机枪弹一带二百五十发，轻机枪才三十发),射程也近，威力相差何只十倍。 王营长宪存在神威台作战，打急了，他自己便取过轻机枪与敌重机枪对打，不幸被打中头部阵亡!那时官兵只凭一腔热血作战，不顾牺牲；平心而论，也够可歌可泣了! 转进、改编、腾谤 廿七旅换好军装后就驻在宣化、沙河以东，准备应援常峪口。常峪口吃紧，便把廿七旅开上去，敌人看到有援军开到，未再积极攻击。 这时，廿七旅就在后面，掩护全军转进。八月廿七日夜，我由宣化渡过沙河，于二十九日夜，到达蔚县；部队稍加整顿，便依照命令开往石家庄，由蔚县到石家庄，都是险峻的山路，像倒马关、插箭岭，更是难走。 大小汽车都无法通行，于是就让张厅长一行，负责带同省府人员，坐汽车到太原东南的榆次县去请示、待命、处理。我带着部队，穿越山地，于九月八日到达石家庄。 休息了几天，又奉命向河间开拔；这时二十九军军部及卅七、卅八、一三二等师均在河间一带。我便沿深县、武强前进；九月十二日先头部队已到献县，而二十九军又奉命南调。 这时河间一带，大雨连绵，平地水深数尺，一片汪洋，运动困难；仍然回向枣强到冀南清丰、内黄、大名一带；军部驻大名城内的中学。 十月初敌军进攻石家庄、娘子关，二十九军奉命前往石家庄夹击敌人。我每次打仗，不是包抄敌人，即是绕攻，这次由清丰出发，经平乡、隆平、赵县，直扑石家庄，才一过赵县，在石家庄以南六七十里处，即与敌人一个联队遭遇，由午战至二三点，敌退。 此时，晋军已退入娘子关。所以第二天敌人的兵力俱集中于我，飞机也派来侦察。这一仗又阵亡一位留法的旅参谋长陈先正、副营长王有才、连长祝兴邦等官兵百余名。 合击的作用已失，二十九军又奉命向冀南、鲁西一带集结，就经高唐、聊城、阳谷、寿张过黄河。这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剧烈的大战，都是忽南忽北的战备行军，但部队却很疲劳。 于经过高唐时，我特别去探望马玉田旅长的老太太，马旅长在张北阵亡，家境贫苦，抛下老太太、马夫人和一个幼子龙海同住在一栋土坯平房里。 到他门口一下马，心里便有些凄凉；等她们一见到我，就悲恸失声!面对他老母、赘妇、孤雏萧条无依的悲惨境遇，马旅长的英采和他忠勇壮烈的事迹，忽又活现在眼前；既痛死者，对生者亦不知道怎样安慰才是。 我本想把她们全接出来，代尽养教之责，因为老太太不肯离开家乡，只好留些钱，作生活费用；又嘱托县长，好好照顾，才黯然离去。 这时，二十九军奉命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辖五九、六八、七七三个军。 五十九军军长由总司令宋先生暂兼(张自忠在平津尚未回来),七十七军军长是冯治安，六十八军军长是我。这七七、五九、六八三个军的番号，数字相加都含两个“七”;一个明的“七七”,两个隐含的“七七”;暗示我们不忘这个日子——“七七”,要更团结奋斗，意义是很深长。 七七事变，我们的忍辱负重，已到无可再忍。 南苑方面，既遭受敌人袭击，损伤很大；接着张家口方面，和优势的敌人，十天血战，伤亡亦极惨重。序战结束，长期抗战，甫经开始。 部队正当改编转战，民心士气正在激昂的时候，号称顾问的记者范长江这时便用他尖刻的文字，在汉口《大公报》,单独对我大肆诬蔑、诋毁，造作莫须有的事，危言耸听，诉之国人。 说什么不让中央军入察，不设防，一枪未放……把可能罗织的罪状，一股脑儿加在我身上；当那个时机，凡看过他那样文章的人，有谁不认为是响亮耸动，堂皇严正！ 真是危疑震撼，不可终日!这和以后到台湾解除兵柄时，也有报章杂志登载文章的情形差不多。 但是内省不疚；相信上官的英明，局内诸公的公正，终无一言自辩，也不用置辩。因为有目的攻击，是愈辩愈煞有介事的。 可是，当时满怀孤愤，不由不对这些手段心机，异常扼腕!不过，他们对人、事、时、地、物，居然会这样编派、利用，这给我的创伤，非常深刻。 敌后两面作战 我这一军，到了鲁西，军部驻在菏泽。 菏泽，原是曹州府治，老百姓仍都称菏泽为“曹州府”,是鲁西重镇，街道整齐，市面繁荣，民风朴实。柿饼、霜糖是此地名产；尤其郊外的牡丹园，美丽壮观，更为出名。 据说抗战以前，培养牡丹的，每在冬季，便小心的运往两广一带，等到年关，要正含苞欲放，便拿出去卖。 那里的风俗，说是无论贫富，家家都要买枝牡丹，象征吉祥富贵，可赚很多钱回来。又说，从前此地饭店的名厨子，会做一道甜、香、鲜、脆的名菜“炸牡丹”,也很有名。 这年偏发生大地震，菏泽、东明一带，灾情最重，间歇持续了很久。许多房屋都倒塌了，城墙也坏了，死伤不少人。据说有好些人家，房子随着震荡陷没，一转眼又合成平地，很骇人听闻! 我来到时，震期已过，但是看到残破的城门楼，斜裂未倒的深宅大院，老百姓凄苦的脸上仍带余悸；市面很是冷寂。只有距天主堂不远，靠近城角的半新宅院——萧之楚的房子，算是完整；既旷大，又清静，我就住在萧的房子里。 河北的老百姓对抗日，异常热烈支持。一到鲁西就想起：如果有部队在爱国的民众的合作下，对敌人进行扰乱、袭击、破坏，一定会对正面作战，有很大帮助。 于是就决定派温德恒步兵团，在道口、滑县、内黄、清丰、大名一带游击敌人。在廿六年十二月及廿七年一、二月——三个月内，先后袭击敌军，斩获颇多。 就中内黄一战，更获辉煌胜利。敌军是一个新编成的联队，才到中国，即进驻彰德，担任维护铁路交通。因常受我军破坏袭扰，他们便向内黄围剿，偏巧中了温团埋伏，打得很激烈。当时我接到电报，只知道击毙敌人很多；后来获得敌军自己发表的文件，才知道联队长亦被打死。 除温德恒团外，还派有胡和道骑兵团，在黄河以北馆陶、临清、德州及津浦路沿线袭扰敌人。因为胡团是骑兵，活动范围既广，机动力也很大，战果也更为丰硕。最值一提的是在平原火车站，一下把敌军保护车站的几十人全部消灭；并活捉了三名，解送重庆。 温、胡两团长，于廿六年底，曾先后向我报告，大意是：各重要村镇里，陆续发现有自称是敌后工作人员的，向民众宣传民族统一阵线，大家要起来共同抗日等。并说要把老百姓组织起来训练；他们带有《游击战》、《苏联五年计划》一类的小册子……。 温团后来调回；胡团一直持续到三十一年。因为在鹿瑞伯主持黄河以北军政期间，胡的骑兵团，就让鹿指挥。等鹿瑞伯回重庆时，胡团才回来。来台后，温德恒在北部一个工厂当工友，维持生活，胡和道在台中铁路局亦当工友，因年龄已高，积劳成疾，去年已病故! 在廿六年十一月间，委员长召集全国军长以上的将领，在郑州开会。会中有好几次训话；对我有一次个别训示。他强调：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命我转告各级官长了解。我对委员长的说法，是深信不疑。 返防后，就分往各地，召集官长，转达委员长的训示，勉励作长期苦斗的准备，不达胜利的目的，决不停止! 那时改编为军，军部参谋长是崔贡琛(在廿九年抑或是卅年，我记不清，在重庆政府曾有一次全国参谋长抗日论文考试，崔贡琛在全国参谋长中得了一个第一名，以后当一四三师的师长，胜利后到南京开会，不幸撞车死在南京。他有一个女儿名崔萍淑，于卅八年随军来台，于一九五一年嫁给一位高效斌先生，现住台南),参谋处长董熙，秘书长李振翊，副官处长郭天民，军需处长郭肇峰(现均在台)……。 下辖九、一四三两个师(每师两旅),一个独立旅，大约一个星期，才分别训话完毕。 瓦子口击敌 二十七年台儿庄会战时，我在菏泽，不久就接到命令开往徐州归李宗仁指挥。 部队遂即开始行动，一到徐州，李即下令向台儿庄前进。等先头部队走了四十余里，又奉到命令改向徐州西南萧县附近布防，掩护大军撤退。 于是马上把部队追回，当天晚八点就由徐州出发。一方是任务急迫，一方是避免敌机的侦察轰炸，故常夜行军；天尚未亮即到萧县城。在城里留了一团人驻守，其余部队便在县城以西展开布防，构筑工事，以阻止敌人从徐州方面来向我转进部队追击。 早九点左右，我最西端的部队胡光武团一个营长，忽然发现远远有部队从蒙城方面向北急进，方向正对着陇海铁路线的砀山、黄口——在徐州西约百余里；还不清楚是友军或是敌军。 这营长当即派了一班人前往侦查，走近一看，却是日军，已大部通过。当时这一班就紧随敌人，一面报告一面射击；哪知日军对这几个人，既不还击，也不理睬，一劲儿紧向北跑。营长用电话直接向我报告完了，就集合全营去追；我也叫胡团长马上带两营去接应；结果追了三十里也没追上。 就行军长径估计，可能有一个联队，本来掩护转进命令的主旨，是针对徐州当面之敌而发；各方的情报通报，也没有显示南面发生敌情的迹象。也就是以防备徐州以北的敌人，向西向南追击为着眼而处置的，所以全军都注意东北方面。 既发现了这股敌人，不能不对南面加强戒备。于是急令李金田旅长就蒙城方面布防。命令下达不过三四小时，南面果然又发现敌踪——大约有一个旅团向北急进。 先头快行抵瓦子口我旅长布置好的阵地前，我军官兵早就掩蔽；敌军大概没料到在这里会发生问题，一直前进，也未发现我军，正好侧向我军阵地行进。敌人前面是骑兵数百人，跟着许多辆大小汽车；远远看到有后续大队。 这种侧敌行军，是犯兵家之忌的；旅长捉住这难得机会，一传命令，部队同时开始射击——枪炮一阵快放，敌人猝受打击，惊慌回窜；有一小座车的军官，刚探出车门，即被打死，被车内人员拉回车内；其余骑兵、汽车也都向回逃，准准确确的打中了不少。 以后敌方消息证实，在这里阵亡了一个旅团长，骑兵打死一百多。这一仗掳获的敌人大洋马即有八十几匹。不久蒋夫人命黄仁霖先生派刘毅夫前去慰问伤患官兵，我曾烦他顺便带了两匹战马到重庆送给黄，作为纪念。 从这一旅团的行动判断——不是企图向萧县截击我军，便是向陇海的砀山、黄口前进，进行破坏、截击。可是在瓦子口被我军痛击向南逃走后，随即派出部队，跟着威力搜索，直到夜里，未再看见敌人，徐州方面，也没敌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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