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第二十五个记者节，我已经干了26年的新闻采编和报业经营管理工作，也算是个老记者了。 这日子真好混，在这26个春夏秋冬的日子里，我陪伴了《》、《六盘水晚报》、《凉都晚报》和《乌蒙新报》共9490个日日夜夜，各种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晓。一想到这些，这26年来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98年年初，当社领导们思想超前，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要创办《六盘水晚报》，当时急需人手，我凭着当年在盘县为《》当了多年特约记者的一点点根底，平时只要在报纸上发一块豆腐块就高兴得睡不着觉这份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告别家人，一个人到水城来了。 1998年社上班时，因报社要筹办《六盘水晚报》，一到报社就被记者部写稿。因刊号还没批下来，社领导把工作走在了前面，先把报纸办了起来，先办成《-晚报版》。因人手太少，当时年轻力壮的我又被按排到晚报记者部写稿， 当时的晚报办公地点在黄土坡的雨田大厦8楼，的谷平副总编在那负责，现任总编赵芳那时当我的主任，那时人手太少，我基本是不分白天夜晚的投入到采访和编辑工作中，只记得那时通信不发达，没有手机，那时的大哥大就算有也基本打不通，为了方便联系，我花600多元买了一个BB机。采访是没车的，当时除了从黄土坡到场坝、水钢有公交车外，其它地方都是走路。那时虽苦，但非常快乐。只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一个食品安全的稿件，我和记者吴晓红从黄土坡一直走路到水钢，又从水钢走回来，来回将近走了近20公里路，但还不觉得累，记得当时顺便在老城门口照了一张小商贩们乱搭乱建卖水果、烙锅洋芋堵塞消防通道的照片发在晚报上，第二天消防部门的领导看到后，还特意打来电话告诉我那地方已经整改。 那时的晚报版是8个版，一天有3个版的地方新闻，因人手少，我和吴晓红、蒙光昌、何维江等记者可是忙得团团转，一听到那里打架了、发生火灾了，还是出车祸了，为了赶时间，近的地方我们飞达达跑去，远的地方自己掏钱打车去。那时写稿任务重，我写得最多的一天可在当天的报纸上见报10条新闻稿。 因是记者，当时结识了不少朋友，虽然没啥权力，也没帮上被采访者的啥忙，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当我把他们遇到的困难发在报上后，从他们脸上看出对我那由衷的感激之情时，我心里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记得有一次大概是2000年的一个冬天的中午，我正在编辑部编一条稿子，突然一个大嗓门在身后响起：“记者同志，记者同志”，我被这大嗓门吓了一跳，赶忙站起，只见一年逾五旬的老汉站在办公室门边，我把他请进办公室，忙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听说我就是记者后，就大着嗓门满脸委屈地说开了，他说他在黄土坡菜场内卖猪油，一家餐馆用了他一年的猪油没给钱，他去收帐钱没收到，反而被店老板打了，要请记者为他讨公道。听他说完情况后，我和他去了欠他钱的那家餐馆，餐馆老板见记者去采访，首先态度也是很不好，我给他讲了欠帐还钱、打人违法的道理后，餐馆老板不但付了老汉的猪油钱，还当着我的面向老汉赔理道歉。之后，我和老汉成了好朋友，每次从他店门口经过时，老汉都要拉我进去坐坐。 为提高报纸的质量，让记者更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在创刊后的几年里，我的领导谷平、刘嘉碧和赵芳先后策划和安排了记者多次在最基层的锻炼方案，我当过背箩，在街上为农民工理过发。记得有一次我特意找了一件旧衣服换上，借了一个背箩，背上在康乐菜场转了半天，一直没人来叫我背东西，等了两个小时才有一单生意，是市三中一位女教师叫我给她背一袋米，只记得她老远大声叫我：“背箩过来！”我见来了生意赶忙跑去，她说给她背一袋米到她家，说一块钱行不，我赶忙说可以，那一袋米外加上一桶油不下100斤，背得我的两腿直打颤，更为老火的是她家住在五楼，等我把东西放下时，我的后背全湿透了，我从她家出来时，她有点不耐烦地给了我一元钱。到报社后，我把这半天的经历写了刊发在第二天的晚报上，感动了好些人。一些朋友都说我能吃苦，让他们了解了背箩的艰辛。 在这26年中，我虽然也换岗到《》等部门，任记者时，因我来自农村，自然对农村感情深，一有时间我就往农村跑，那些年，我跑遍了六盘水的97个乡镇的村村寨寨，结识了很多的农民朋友，我把他们的勤劳致富事迹和他们的呼声采写了发在《》上，因和乡亲们同吃同住，时间长了他们都由当初叫我唐记者亲切地改叫小兄弟。在这26年的时间里，我除了当过记者、编辑外，还搞过发行，特别是后来由《六盘水晚报》变更为《凉都晚报》和《乌蒙新报》后，我的主要精力基本都放在了《》和《乌蒙新报》的广告经营上。在这风风雨雨的26年时间里，我也受过很多无缘无故的委屈，吃了不少苦，但我在各级领导的培养和关怀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成熟起来。 我今年已经52岁，年纪不小了，虽然当记者很苦，但我热爱记者这份工作，我还要再干10年才能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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