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湖北大冶县人。少年时在家乡读私塾。1928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教导团当学兵，数月后教导团改为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后又改编为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徐作为第七期学员在该校学习，1930年毕业，分配到陈诚部教导三师第十一师补充第二团任排长，补充二团改编后任中尉连副。1931年10月该部在江西“剿共”失败，徐便离队回武汉闲居。次年3月，蒋介石举办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徐即赶往南京受训。后经郑介民、戴笠批准，徐调往参谋部（南京洪公祠）特训班受训，3个月后，分配到南京通讯二组任组长。此时戴笠安排徐在“复兴社”兼做组织与训练工作。 保密局西南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 1934年4月调洪公祠特训班任队长。1935年至1938年2月受命护送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玛尼回藏，任行署政治指导员，途中升任少校参谋并做情报工作。后因班禅回藏未果，行署撤销。同年3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中校参谋。1939至1942年7月调往西康军委会西昌行辕任上校组长，兼军统西昌站站长。1942年9月任国家总动员令成都经济检查大队队长，兼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副处长，军统川康区副区长。1945年6月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少将副处长。1946年5月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北方区区长。1946年7月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特务的交代材料 本文是根据徐远举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服刑时的交代材料改编的。因为是交代材料改编，本文用了第一人称。 一九四八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国共双方军力开始转换，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处于优势状态。川滇黔康4省仍然笼罩在白色公布之下。这一年国统区矛盾加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斗争使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入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作为国民党的特务机构的长官，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急先锋。 南京军统给徐远举的信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一九四八公署内发生了一件事。三月的一天，朱绍良长官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交给我看一个大纸包，内有一份中共地下党出版的报纸《挺进报》和地下党给他的一封警告信。朱绍良怒气冲冲地说：“你看看吧，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 朱绍良是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蒋介石的心腹，共产党的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手中，这不仅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也是对国民党通知的直接挑战。平日里，朱绍良对我还客气三分。这次，却狠狠地批了我一顿。朱绍良说，这件事情，你务必破案！否则，别怪我要找你徐远举的麻烦。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弄得去哦压力很大。当天，我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 《挺进报》在重庆发行了很久，我是知道的，也查到过几期，但像这次直接寄给朱绍良长官，我做梦也没想到的，这些共产党人真是太胆大包天了。 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长官的朱绍良 正好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举行例会，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记得当时参会的有警备司令萧毅肃、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他将军警宪特逗骂了一遍。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这是我插手破坏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又不甘心。《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留、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1946年我一到重庆，就带若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对中共办事处和《》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也未捞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徐远举的办公处的大门 遣送中共重庆办事处和重庆《》社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星岗德兴里《》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2个营进行包围。我率队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社人员包括卖童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 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编辑部的资料虽然很多，但都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都没找着。原来本想突然袭击，发现一些有用的情报，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共产党员向军警机关登记，登记者不予论罪，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来登记。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道研究如何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会商，都不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中统、军统、警察、宪兵、三青团等）摸不着情况，就连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也没有材料，更谈不上掌握其活动规律了。我当了十八年军统特务，尤其最后三3年，接到军统局不少文件和指示，从未见到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有什么系统材料或具体的部署。就在《挺进报》事件后，毛人风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跑到重庆来主持破案，我请他介绍经验，他也未说出什么名堂。 中共地下党的《挺进报》 蒋介石为防左右不忠，历来采取相互监视的政策，就是对其最忠实的宪兵特务机关也不例外，搞得军警特务机关貌合神离，各搞一套，谁也不听谁的。不仅中统和军统对立，宪兵与军统特务时常打架，就是军统内部也分成郑介民、毛人风、唐纵三个派系明争暗斗。只因破坏中共地下党的问题急如星火，朱长官又下了限时破案的命令，不管军警宪兵特务有什么矛盾，我还是动员全部军警宪特寻找线索。如能破案，大家都好交差；如果破不了案，大家也分摊一些责任，免得落在我一个人头上。 于是，由我做东，发出请帖，在我的住宅重庆曾家岩戴笠公馆举行“丙种会报＂（会议通报）。这个会议是国民党特委会所规定的情报互通会议一种形式。由我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4人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了对付重庆工潮、学潮方便，另邀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 关押政治犯的白公馆 这次会报，虽然酒席丰盛，但大家还是各怀鬼胎。首先谈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他操宁波口音说，我是老粗，跟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不太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号）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警察全力协助。奸猾狡诈的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故作谦虚地说，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须赖大家群策群力。几句话就轻轻地推了。比较老实的沙吉夫说，宪兵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统，我们可以协助行动。 只有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主张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和过去与《》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搜查，发现可疑人，立即逮捕。我最后说话，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介绍了一些情况，并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共地下党在重庆很活跃，在各工厂、学校和警务区都有发现，《挺进报》流传较广，影响人心，我们一定要全力将它破获，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为此，我提出以下几个措施： 一、按《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因此，要立即清查邮路，派员守候在邮局，随时缉捕；二、严密监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学校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对重庆各民营报纸，并请市党部宣传处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派得力人员驰奔华签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四、布置各种内线，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察戒备，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以上办法，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即令所属按照分配任务，分头进行。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长官的手令如同“紧雒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们四处猛扑。 《挺进报》旧址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可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中共地下党的警告信和《挺进报》竟然投到朱绍良之手，使邮检特务胆颤心惊，生怕漏检了有坐牢或砍头的危险。邮局的邮筒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若，蹲伏在四处，准备抓住可疑的人。警备车满载着无辜的被捕者，不时飞驰而过。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然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的每一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和传讯。 书店的门前、门后满布若特务，紧盯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沙坪坝、北磅、南温泉三个文教区是特务们注视的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育团的青年馆每晚灯火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我命令学运组（渝站管辖）特别要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党团汇报，天天研究新闻界、文化界、校园左倾人士的活动情况，拟定黑名单，以备必要时一网打尽。嘉陵江两岸兵工厂，戒备森严，工厂周围加岗加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厂宿舍、住宅进行包围和突击检查，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就要受到迫害。 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电话日夜不停地呼叫，指挥着各地城乡的特务进行活动。突击追捕以重庆为中心，并扩散到附近各县。还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銮山区，配合“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招抚青年，以便发现线索。 关押政治犯的渣滓洞监狱 对《挺进报》的侦捕网撒开以后，重庆、云阳、万县、广安等地的特务们为了争功，纷纷密报发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我即派人驰赴各地搜捕。首先在云阳逮捕到一个叫盛超群的知识分子，由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严刑追逼，盛不堪酷刑，供称他是中共云阳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供出了组织计划和开会情况，并提供了一张名单。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特务前往万县抓捕。 万县专员李鸿焘率领保安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瑛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但经我一了解，其中有县警察局局长、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县参议员等等，都是国民党或三青团成员及云阳县地主豪绅。盛超群代表云阳县三青团白某的一派（白某是云阳县教育局长、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他如此招供，是为了栽诬陷害以县党部书记长为首的另一派，是他们的内部矛盾，根本与中共地下党无关。至此全案扑空，不得不将全部人犯释放，还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招待他们吃饭道歉，并嘱他们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后来将他杀害于渣滓洞，还追查了他哥哥盛某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弟弟盛亚群同被株连，关了一年才释放。 第二次扑空是在万县。据万县情报组报告，说万县鱼泉中学是中共地下党的机关，该校杨吉甫是万县地下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经常在这里秘密集会，还得到一封联络川东武装准备暴动的密函。于是我又派特务将杨吉甫逮捕到案。经了解，杨吉甫是个搞教育的青年，其兄杨秉商曾任四川军粮局局长，是何应钦的亲信，时任西康省府委员兼刘文辉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我过去认识。杨吉甫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特务挟嫌陷客。我只好将杨吉甫释放，并将谍报组长撤职查办，囚禁于渣滓洞，后经人一再说情，关了几个月予以释放。 第三次扑空是并未抓住中共地下党组织，却破坏了民革的一个组织。原来特务报告，中共地下党在重庆保安路进行活动，以四川土产公司为其机关，主要负责人有杜文博、李挽澜、蔡梦慰等人。经派吕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庆抓到蔡梦慰，在广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产公司。经了解，他们是杨杰将军领导的民革组织，杜文博是杨杰的秘书，与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进行组织活动。杜重石驻香港，杜文博驻重庆，并派李挽澜赴云南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我为了进一步了解杨杰将军的情况和他在四川的活动，将杜文博交给了雷天元。云南九九事件中，李挽澜等4人在昆明被捕。原拟将他带至重庆归案，因重庆解放未果。蔡梦慰始终坚贞不屈，几次劝降，均未接受，于“一一．二七”大屠杀时被杀害于渣滓洞。 陈然办主办的《挺进报》 破坏《挺进报》的线索．最后是由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发现的。李克昌是一个伪装进步的所谓“红旗特务”,是吕世琨的得力干将，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人下层活动（军统特务混入工农群众中活动，叫“深人下层＂。）李克昌在重庆各工厂迷感工人，发展军统特务。破坏《挺进报》以来，李克昌的内线布置更为活跃。 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吕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特务向我汇报情况，说已在文城出版社发现了《挺进报》的发行据点。原来这个青年持务伪称自己是失业青年，与该社的店员陈柏林认识了。陈柏林是一个中共党员，愿意介绍他与组织发生联系，他已搬进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说，这个做法很好，还要深入下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联系，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又扑空。 过了几天，吕世琨又来向我汇报，说布置的内线已搭上了中共组织关系，陈柏林愿意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约定于某天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某工厂碰头，要求立即行动。我即命令吕世琨率领大批特务，隐候在约定地点。一会儿，陈柏林偕同内线前来与其上级见面，蹲伏在四处的特务蜂拥而上，将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个青年工人，抓回二处审讯。当时陈柏林只有17岁，斗争经验不足，为伪装的特务所欺骗，因此遭了特务的毒手，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被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达哉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组组长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茶馆内将杨清抓到。我与陆坚如立即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他只说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调查，那里根本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个动态。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恬记他；另外又作看守特务的工作，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率人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中共党员人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我这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革命烈士许建业 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中共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銮山武装起义部队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发行据点，中共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以及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策反内二警的情况，以及中共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另外，我根据许建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材料及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的名单，又大肆进行逮捕，企图摧毁整个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我带领叛徒刘国定来到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去逮捕华銮山起义的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未获，抓到了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兴邦等，又在小巷子抓到了起义的乡长及农民等四五人；在南岸一个停工的辗米厂，发现了《挺进报》的印刷地点及其主办人陈然。我派特务去逮捕陈然，第一次扑空了；第二次找到陈然家中，陈家只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妹妹，其妹夫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这次特务们去捕陈，陈然正在收藏文件，准备跳窗逃走。特务们将他抓到，搜出《挺进报》的油印机、钢板、油墨及最后一期报纸。又在川盐银行抓到古承砾及发行据点。陈然和古承砾被抓时只有20余岁，态度非常镇静，陈然虽显文静却非常英勇。 革命烈士陈然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重庆城区区委李文祥、经济负责人王朴，以及川北中心县委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抓到。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材料，先后抓了兵工厂的10余名工人。 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 刘国定叛变之后，中共重庆市委冉益智也在北磅被捕，冉益智被捕厚叛变，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硌区、城区3部分学运及中共川东地委组织。刘国志、涂孝文、江竹筠等人以及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学院等高等院校共产党员20余人，均先后被捕，从而使万县、开县及重庆学运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中共长江局组织，还把叛徒刘国定弄到南京，因未得要领又返送回重庆。 中共重庆市委被破环后，地下党的活动稍微停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又恢复了起来。因此，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白公馆和渣滓洞对中共人士的审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