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据载，有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在移民行列之中。 明末清初的四川，这个曾经的“天府之国”，从农民军领袖张献忠1640年入川开始便战火连绵，各路势力在此厮杀，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与长年战争相伴的往往是瘟疫饥荒，这无疑使本就严峻的环境雪上加霜，史载“百二十州，唯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据统计原本拥有685万人口的四川在这一时期锐减至约50万人，十不存一。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开始组织移民。 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颁布“垦荒令”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三年后由地方官亲自查看成熟亩数按亩征收粮银，将劝垦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相关联。在这种看似优厚的条件下，相邻省份的人民变卖家产义无反顾的来到此时地广人稀的四川，渴望获得自己的土地。然而来到四川后等待他们的不是肥沃的土地，而是成千上万的猛虎。 因为人口的锐减，使得无数农田无人耕种，自然而然地“退耕还林。”使得可供动物生存的环境变大，而老虎因为少了人类，便成为了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开始了大规模的繁衍。顺治年间，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本想招一批人到南充，从而缓解人口危机。谁知黄梦卜好不容易找来506人，却让老虎吃了228人，再加上沿途病死及各种其他意外去世的人，最终只剩下223人。不死心的黄梦卜很快又招了第二批人，这次总共有74人。但这批百姓依然难逃虎口，又被老虎吃了42人，急得黄梦卜连声哀叹道：“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事实也正如他所想，比如在川南的富顺县“虎豹生殖繁盛，昼夜群游城郭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因为无人敢上前驱逐使得老虎胆子越来越大，到后来“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面对这样的虎患清政府显然是知情的，但这依然没有阻止他们迁移人口的想法。鉴于顺治六年（1649年）垦荒令收效甚微，十年后清廷再次发布了新的政令。 新的政令中规定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下子想要升官发财的官员也看到了一条捷径，为了自己的官路上的平步青云，活生生把“移民实川”变成了“强制入川”，各地无地无产的百姓只要被盯上了就会被官差拉去做登记迁往四川，在迁徙途中像罪犯一样，被绳子反捆住双手千里押送，移民途中要上厕所，才能请求官差给自己松绑，这就是“解手”一词的由来。 至于这些入川的流民是否能够被妥善安置，在老虎肆虐之地能否生存下来？那些官员不想管，也不在乎。在这种强大利益的推动下，新政策效果明显，新政令的策划人四川巡抚张德地朝廷自然要嘉奖，康熙九年他被加授工部尚书衔。各州县官员也因为政令官运亨通。饶是如此，四川仍然缺少官吏，朝廷又发文：“垦地20顷以上贡监生员民人，考试文义通者，授以县丞，不通晓文义者，授以百总;垦地100顷以上，文义通晓者，授以知县，不通晓文义者，授以守备。”清廷想用这样的方法鼓励更多人迁徙，另一边解决管理问题。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新政实施不到两年，“三藩之乱”爆发。 从康熙十二年到康熙十九年，四川再次经历了战火，饥荒，虎患。“湖广填四川”的计划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让此前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幸免于难的百姓和移民再次遭到屠戮。以四川荣昌县为例，当地仅存的“143户，男、妇286人”几乎全部死绝 ，可见当时生存的艰难。然而这同样没有阻碍清廷移民政策实施的决心。 1683年为了彻底解决新垦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清朝廷下令“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后如已垦熟,不许原主复问。”从此开始移民入川的画风终于正常了下来，康熙四十八年，鉴于有些地方官急于清丈垦熟之田，以便增加田赋提升政绩，皇帝表示不可做杀鸡取卵之事，对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也提醒道：“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丈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到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进一步规定“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五年后，政府终于给当地百姓提供耕牛，工具，种子等保障“有所资籍，以尽其力。”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起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这112年的时间里“湖广填四川”运动进入高峰期，虽然移民中也有部分强制现象，但也出现了自发移民。前者不难理解，多是官吏为了自身政绩导致；后者则是因为各地天灾人祸，破产失地等各种原因，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四川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 在清朝垦荒令长期的实施下，四川人口终于有了大幅度增长，康熙二十二年，四川户数达到579309户，20%源于当地土著，80%为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在广大移民者中，有37%来自湖广，23%来自江西，12%来自陕西。随着大量移民，陕西的酿酒技术，江西的刻活字，福建的甘蔗这些生产资料也纷纷传入四川，极大提升了当地的生产水平。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清丈出田亩459027顷，是明朝万历年间的3.4倍，到了乾隆四年（1739年）四川地区的粮食开始反向湖南输出，四年后四川更是拨出10万石米给江西赈灾，20万石川谷碾米给湖北。 我们终于看到“天府之国”重获昔日的繁华，然而在这繁华之下却是用无数迁移百姓的苦难和苦难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