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名将薛仁贵坐在熊津都督府里面发愁，唐朝灭高句丽之战的盟友新罗突然翻脸，进攻唐朝占领的百济国故地，他被紧急调来救火。 当日那个令唐太宗眼前一亮的白袍小将如今已经年近花甲，在与高句丽的几十年战争中一直活跃无比的他却在一年前惨败于吐蕃之手，大非川一战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自己也被贬为庶人，从此以后战神毗沙门天仿佛就不再眷顾他，在熊津都督府，他带着以战斗力低下的百济兵为主的部队，在小小的新罗手上连战连败，丧师失地。 唐朝与新罗本是攻灭高句丽的亲密盟友，但为何在高句丽灭亡后不过数年就成为仇敌？只因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 新罗原本是朝鲜半岛辰韩部落建立的国家，辰韩是古代的三韩部落之一，是濊貊人（高句丽所属的民族）、韩人、倭人混合而成的民族，到4世纪才建立国家的雏形，长期夹在北方强国高句丽和日本殖民地伽倻之间，生计艰难，直到南北朝后期才统一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争雄，上演朝鲜史书中的“前三国时代”。 在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那段时间，新罗趁高句丽兵力集中于北线防御隋军，侵吞了高句丽南部不少领土，后来隋朝灭亡，唐朝建立初期尚无余力经略东北，高句丽就与百济联手报复新罗，不但收复了所有失地，而且夺取了新罗大片土地，再打下去新罗社稷不保。 当时新罗由杰出的女政治家善德女王金德曼统治，善德女王为了保住新罗，多次遣使到唐朝进贡，大力推动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但当时新罗地处偏远，国际地位太低，唐朝未予重视。善德女王锲而不舍，一面频繁朝贡，一面派贵族子弟入唐学习，朝贡次数一多，加上入唐学习的新罗人表现出色，甚至能通过科举为官，终于引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注意。 此时唐朝已经消灭最强大的敌人东突厥，阻挡唐朝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高昌等国也都被唐朝消灭，对西突厥和西域城邦的经略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唐朝正好有余力经略东北亚，于是，唐太宗的目光被善德女王从西边吸引到了东边。 高句丽的农牧兼修属性使其具有成为东亚秩序亚中心的潜力，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容忍的，而此时唐朝周边环境安定，又正好能够腾出手来，于是，唐朝与新罗正式结盟，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消灭高句丽的战争。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因天冷班师后，依然不断派兵袭扰高句丽，新罗的困境得到极大的缓解。 唐太宗去世后，唐高宗即位之初无暇顾及东北事务，致使高句丽缓过劲来，北击契丹，南攻新罗。唐高宗回过神来以后，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派名将苏定方、程名振等攻打高句丽，以救助正在被高句丽、百济围攻的新罗。 因百济一直协助高句丽攻打新罗，在新罗的一再请求下，唐朝决定消灭百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派名将苏定方率十万大军从海路讨伐百济，新罗大军金庾信也从东面出兵，配合唐军，苏定方智勇兼备，很快就直捣百济都城，消灭了百济国。 但因为唐军是用斩首行动的方式消灭的百济，百济地方势力并未受到太大打击，加上唐军和新罗军军纪并不好，导致百济故地在唐军主力撤走后爆发了恢复故国运动，留守唐军一度十分被动，有放弃百济的意图，最终在唐将刘仁轨的坚持下，唐军与新罗军联手，经数年战斗，控制了百济全境，并且在白江口大败百济王室请来支援的日本海军，彻底镇压了百济复国运动。 然而，正是从消灭百济开始，因为形势的变化，唐朝和新罗这对盟友开始产生分歧，并且最终走向兵戎相见。新罗配合唐朝进攻百济，是想夺取百济的土地和人民，但唐朝打下百济后，直接在百济设置熊津、东明、马韩等五个都督府，进行羁縻统治，并没有分一部分给新罗。平定百济复国运动后，为了减轻统治百济的压力，唐朝任命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且不顾新罗与百济的世仇，强迫新罗与扶余隆结盟，一切措施都为唐朝攻打高句丽做准备。 唐朝的这种做法，是中华宗藩体系的典型操作。宗藩体系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外交体系。虽然在宗藩体系下，有时候中原王朝也会因为藩属国的顺服而赐予土地，但这一定要中原王朝乐意才行，在中原王朝另有打算的情况下，藩属国要土地要人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唐朝理所当然地无视了新罗的想法。而此时的新罗虽然频繁入贡，与唐朝结盟，但时日尚短，对东亚宗藩体系还不够熟悉，并未以宗藩体系的一员自居，所以对唐朝的做法表露出极大的不满。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趁高句丽内乱，发动了消灭高句丽的战役，唐朝自然要利用占领百济的优势，对高句丽南北夹击。北路唐军以李勣为帅，在高句丽权争失败者泉男生的指引下，渡鸭绿江杀向高句丽国都平壤，南路则原计划以留守百济的刘仁愿为帅，率领唐与新罗联军北上夹攻。但新罗因为没有得到百济土地，磨起了洋工，导致刘仁愿在高句丽被消灭前五个月才得以出师，仅仅攻陷了七座城池，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唐高宗对刘仁愿极为恼怒，事后将其流放云南。 唐朝消灭高句丽，建立安东都护府，新罗同样没捞到什么好处，对唐朝愤恨更甚。但当时唐朝极其强大，新罗敢怒而不敢言，然而两年后，国际局势的变化给了新罗发泄怨恨的机会。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消灭了唐朝在柴达木盆地的属国吐谷浑，取得了攻打唐朝的前线基地，因为此前青藏高原从来没有兴起过强大的势力，因此唐朝对此事反应迟缓。孰料到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变本加厉攻陷安西四镇，威胁唐朝丝绸之路的安全，唐朝这才发现吐蕃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于是匆忙从东线调兵进攻吐蕃。不料大非川之战因为将帅不和与高原反应，一代名将薛仁贵统帅的十万大军竟然全军覆没，唐朝西部局势大坏，只好不断地从东线调兵支援。 与此同时，高句丽故地兴起了恢复故国运动，高句丽旧将剑牟岑奉前王室外孙安舜为主，举兵反叛，试图恢复高句丽政权，唐朝派大将高侃、李谨行（靺鞨酋长）率军镇压。 至此，唐朝在西线和东线各自用兵，百济故地兵力空虚，面对如此大好时机，新罗决定趁火打劫。于是新罗一面派兵支持安舜、剑牟岑的复国叛军，一面以主力进攻熊津都督府等百济故地。 此时的百济故地主要由百济兵镇守，百济复国运动中百济精锐士兵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杀大半，而且百济兵又是亡国之余，并没有多少为唐朝作战的意愿，所以战争伊始就被新罗一口气夺取了八十二城，即便唐朝把昔日连破高句丽的名将薛仁贵调来救火也无济于事。唐军的部队组织一向是以少量唐军率领大量藩属军作战，以孱弱的百济兵为战斗主力，薛仁贵也只能连战连败，困守熊津都督府。 在高句丽故地平叛的高侃、李谨行一度率领正牌的唐军救援熊津都督府，大破新罗军。但这支部队始终被高句丽故地的叛乱牵制，未能对熊津都督府持续进行有力的支援。随着唐军粮船被新罗俘获，熊津都督府缺乏给养，唐军无法继续作战，只好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撤军回国，百济故地全部落入新罗之手。 新罗虽然一时得手，但到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李谨行平定了高句丽故地的叛乱，而唐将萧嵩等也收复安西四镇，唐军在东西战场两线告捷，唐高宗决定狠狠地教训新罗，一面令刘仁轨、李谨行大举进攻新罗，一面削去新罗王金法敏官爵，改以留质长安的其弟金仁问为新罗王。 新罗能够攻陷百济故地，是因为以全国之力攻打唐朝几个羁縻都督府，众寡悬殊之故，等到正牌唐军攻打过来，新罗军就完全不是敌手了，先是刘仁轨攻陷新罗重镇七重城（在今首尔附近），随后李谨行又在买肖城三次大败新罗军。眼见再打下去有亡国之虞，新罗王金法敏赶紧服软，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 因此时吐蕃在西线又有动作，武则天和一些大臣又以人民负担太重为由，主张与新罗谈和，唐高宗最终接受了新罗的谢罪，撤军回国。在东线取胜的刘仁轨、李谨行在唐罗战争进行中和结束后先后被调往西线防御吐蕃，可见西线局势确实紧张，唐朝因国际局势的不利，不得不承认新罗对百济故地的占领。 而新罗占领百济故地和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后，也见好就收，不但没有继续跟唐朝掰手腕，反而更主动地融入东亚宗藩体系，成为唐朝的忠实藩属。唐朝也对新罗十分满意，不但长期让新罗使者在藩属国中排列首位，而且唐玄宗时，因新罗协助唐朝抵抗渤海国王大武艺侵唐，唐玄宗甚至把鸭绿江以南、大同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赐给新罗作为报酬。 中国周边的藩国摸清楚了中原王朝的心性，越往后他们越习惯用谦卑的态度来换取天朝丰厚无比的赏赐和代价高昂的保护，而中原也在外交中越来越吃亏，甚至为了维护宗藩体系而影响国运，而好处只是保住了作为老大的面子而已。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彭治宇 责编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