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伐完成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军阀为能实现田中义一奏折中的侵略政策，曾在中国各地不断制造问题，借故侵略，他们不但希望中国政治上四分五裂，更不愿中国强盛。 九一八、一二八与长城战役都是日寇明目张胆的军事侵略，幸赖政府应付得法，使日寇不能达到目的。民国廿四年，廿九军驻防华北，日寇原以为可以欺骗利用，并妄想使华北脱离中央。廿六年春，日寇要求在丰台建营房，驻日军，并强行修筑沧石铁路，更以野外演习为借口，企图强行进入宛平城，我官兵以守土有责，坚拒日军无理要求。是时，廿九军共有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副军长佟麟阁率军部及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南苑团河，骑兵师大部也在南苑，卅七师冯治安部驻西苑芦沟桥，卅八师张自忠部驻天津大沽附近，我率一四三师驻张家口、宣化及怀来一带。月七日夜十一时四十分，日军借口寻找一名失踪日兵，欲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军拒绝，八日晨五时，日军包围宛平城东、东南及东北三面，六时开始炮击宛平城，守将吉星文即下令反击，神圣抗战于是爆发。 八、九两日双方均增援军，敌增一营，我增二营，当时日军在华北兵力不厚，自知非大事增援不能取胜，于是遣特务机关长松井与我方接洽，认为事出误会，希望停战，我方也有不少人士主张再忍受一段时期，俾中央有较多时间预作准备，双方遂各返原防。 七月十六日，宋由山东老家返回北平，十七日我由张家口赴平见宋，宋有事，我便先去看参谋长张越亭，张邀约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前廿九军参谋长张维藩（当时为平绥铁路局局长）共叙，并检讨日军动态，张越亭认为廿九军目前过于分散，易遭敌各个击破，他主张廿九军应在平津铁路以南，固安县以北，选有利地点与敌决战，北平方面应将主力集结南苑、北苑、西苑三地，北平城内仅留少数部队为宜。我曾建议将察省地区交与友军，我将部队先集结在北平以北地区待命。我们五人商定了五六点意见，由张越亭送宋决定，但事隔多日未见批示，推究原因可能因宋甫自山东返平致政务羁身，或因想到如此调动军队关系很大，须得中央核准。七月廿一日下午三时许，我正与宋谈话，接获消息谓日军一部约千余人正由古北口向南口与北平间的沙河急进，似有截断平绥铁路的企图。宋当即命我速返张家口，并说回去准备作战，倘战事发生后万一联络中断及不得已时，可向蔚县撤退，再沿平汉路转进。我回住处后，宋又来电话催行。下午五时我乘火车离平车过沙河站后约十分钟，日军即赶抵沙河，强行拆除路轨五百公尺，日军这一行动的目的，显在阻止我回张家口。 七月廿八日晨，日军以一个半师团配属炮兵三个团，战车百余辆，在空军掩护下向南苑我军部攻击。敌机首先轰炸我骑、炮及步兵营房，致我骡马伤亡大半。敌步兵与战车由东、南、北三面同时攻击，另有敌一部窜抵小红门，企图切断南苑与北平间公路。天明时，敌战车与步兵逼近军部，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奋战牺牲。 宋与随行人员于廿八日夜九时秘密离平，经由西直门、三家店绕道长辛店南，到达保定。当时舍弟汝珍的步兵旅仍留北平担任城防，归张自忠指挥。两天后，步兵旅改着警察制服。 平津撤守后，察哈尔位置突出，形成三面受敌。我乃电请中央增援，中央命驻平地泉的十三军及廿一师师长李仙洲、八四师高桂滋师入察，归我指挥。汤恩伯军长于八月六日莅察，我率省府各厅、处长到卅里外的孔家庄车站欢迎。与汤军长同来的有二人，经介绍后，悉一位为苟参谋，另一位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高师长一行住省府西九里的水母宫，水母宫南不远处有赐儿山，是张家口著名风景胜地。我请高师长等前来与汤军长共同商讨防务，判定日军攻察可能有三条路线：一、南口，二、独石口，三、张家口。高师长当即表示愿去防守独石口，我就将原在独石口的保安第二旅交他指挥，并建议汤军长接防张家口，我本人去守南口，因为民国十五年我曾在南口力拒直奉联军四个月，对该处地形十分熟悉。但汤军长认为我主持察政，不宜远离省会，并且他的部队由平地泉上车到南口下车很方便，他坚决要去守南口。于是，十三军于八月八、九两日由平地泉经张家口向南口输送。 八月九日有弹药数十万发运抵下花园。十日，我去视察弹药状况，客车甫抵下花园车站，日机四五架来袭，列车尚未停妥，已落弹数枚，我与随行人员遂到站台后掩蔽，见一便衣人为炸弹破片擦伤。此人自称亦为列车乘客，欲去南口，并出示名片，接看时，竟是十三军八九师师长王仲廉（介仁）。我因与王从未谋面，故虽同车而不识。我与介仁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识的。七七事变以后，日机轰炸客车这是头一次；也许是日军知道我与介仁在车上，特来轰炸。我在张家口车站上车可能被日军便探发现，报给日机，日机追来正好到下花园车站追上，计算时间倒像不像专来炸弹药的。 敌机在车站附近低飞轰炸，并向我存放弹药处投弹，幸无大损失，仅车厢炸毁一节，路轨略有损坏，并伤亡十余人。警报解除后不久，路轨修复，王师长继续南下，我视察弹药后返回省府。 中央派鹿钟麟携款来察省劳军，鹿说要去给家母请安，我告诉他，家母已于一周前绕道大同、太原、石家庄去汉口，并谢谢他的心意。鹿遂询问敌军与友军的情形，我请鹿建议中央，将李、高两师拨归汤军长指挥，以利作战。我曾为此事向中央电呈两次，均未获覆，鹿依我所请给中央上电后两天，中央覆电照准。从此，汤军长指挥十三军及李、高两师守独石口与南口，我率一四三师两个保安旅守万全县、汗诺坝、张家口及常峪口。 十三军接防南口时，张自忠见情势不利，潜赴天津，并着舍弟迅速率部突围。舍弟乃由南口得胜口以东山地钻隙到达察省延庆县东十里处十三军防地。汤军长以电话告诉我说，由北平过来身着警察制服的四五千人，指挥官姓刘，声称要找刘主席。我说正是舍弟汝珍，请赐关照。汤军长并说他们最好能换上军服，我答说一时实赶制不及，汤军长慨允代我设法，于是十三军的一个师，现已不复记忆为第四师抑另一师拨赠军服四千套，给舍弟所部换上。舍弟的两个团俱是一年多的新兵，以后改为独立第二十七旅。 八月十六日下午八时，傅作义乘专车由柴沟堡到张家口与吾晤面，因为中央新命傅作义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我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我二人在省府谈了三个半小时，十一点半始离去。傅此来我二人谈的很多，关于我军进攻与防守的计划，也谈到日军可能由热河多伦方面来的兵力及进犯的目标，也谈到李守义伪军如何策动使其反正，尚答应如果日军来围攻张垣紧急时，他带队来援。八月十二日，我遵阎长官令与傅作义部会攻张北，以解张家口之危。攻击开始后第二日，傅军主力陈长捷师及另一独立旅突然撤走，转用于南口方面。我虽孤军作战，但仍于八月廿日攻占张北外围玻璃彩等要点。此时，敌关东军参谋长亲率两个摩托化混成旅团（铃木旅团及本间旅团），及一个机械化旅团，与以汽车牵引的榴弹炮一联队，由热河驰援张北。甫到战场，便以步兵两个联队，战车数十辆，在空军掩护下，向我攻击张北部队反扑。我军因缺乏高射炮及战防武器，颇难与敌机及战车相抗。廿一日午，保安第一旅旅长马玉田阵亡，官兵死伤数百人，入夜退守神威台。神威台北距张北五十里，南距万全县四十里，距张家口八十里。廿二日敌又攻神威台，敌机及炮兵向我轰击至暮，继以李守信伪军为前驱攻我阵地，遭我地雷炸毙甚众，仍未得逞。廿三拂晓，敌再以战车协同步兵约两个联队在飞机与炮兵掩护下猛扑神威台，同时以另一部由我左翼迂回，攻击神威台南四十里的万全县。廿三日夜十二时，神威台陷于敌手。此役我阵亡步兵营长王宪纯、李华林二员，迫击炮营长宋志高一员。敌续沿公路压迫万全县。廿四日晨，万全县北、西两面受敌。我曾指定舒效孔营长率加强营死守，并令舒紧闭各城门，以泥土填实门洞，舒营长虽将四门紧闭，但未以泥土填满，门洞上端尚留三四尺空隙。日军将炮推近城门，直对北、西二门各射十余发，致城门碎裂，门洞内积土也遭击散，舒营长首先阵亡。敌人于下午三时又攻占万全，并随即以步兵一联队，炮兵一营，沿公路直趋张家口。 我军连夜在距张家口西十八里的一处山隘赶筑坚固工事，由刘广信团防守，一端依托赐儿山，另一端依托水母宫附近高地。张家口北汗诺坝方面，也加强防守。我在这些地区集中兵力坚守，官兵亦均摩拳擦掌准备与敌一拼。我与指挥所人员在水母宫。 首先，廿四日正午，敌炮向我西山口方面阵地轰击。但直到天黑仍未见敌步兵行动，我们预料敌将重演攻击神威台故技，先实施夜间攻击，占领有利地形，以便利大规模的拂晓攻击。 张家口北面汗诺坝阵地已遭受千余日军及山炮与迫击炮的攻击，迄廿四日夜仍在激战中。我廿三、廿四两日都给傅总司令作义打电报电话，要求他派一部进驻孔家庄，他答应命现住柴沟堡之独立旅进驻孔家庄，廿四日下午四时我听到报告，有原驻柴沟堡的晋军一个独立旅进入孔家庄，我急派参谋前往联络，发现孔家庄现无友军，居民称下午三时许确曾有晋军一营人到达，晚九时又都离去。但夜十一时左右敌战车百余辆，与载步兵的汽车百余辆到达孔家庄，并仍陆续有部队增加。据此判断，敌在西山口方面的行动只是佯攻，主攻方向似是由万全县向南迂回先占孔家庄，再向北攻击张家口。我急以电话与赐儿山南面刘田团长联络，刘田团原住南口，十三军到了南口交防后，开往赐儿山南端准备防守赐儿山的，距火车道十几里，故令该团前往腰击由孔家庄北犯之敌最方便，但因线路故障，经派人查线后，直至廿五日晨一时半始接通，我告知刘团长说，孔家庄前两小时到有日军战车百余辆，步兵两三千名，该敌有由孔家庄沿铁路左侧的牛车道进犯张家口企图，并命他即刻前往堵截腰击。刘团即沿赐儿山南麓向东急进，晨四时许与北进之敌在张家口以南十三四里处遭遇，展开激战。我军乘天色仍暗，以手榴弹及十五公分重迫击炮弹炸敌战车，半小时中毁敌战车十余辆。敌队伍先头战车虽已通过作战地点，但闻后方发生战斗，均裹足不前，欲行后退，又被毁损战车堵塞，便拥挤在隘路中混战到天明。天色既明，我军位置暴露，敌遂得以优势炮火向我轰击，并以战车协同步兵实施反击，战况对我渐趋不利。我速以大卡车二十辆，将西山口方面的一团预备队向孔家庄以北增援，车经张家口市区时，因车行太快，一辆于转弯时倾覆，死三人，伤二十余人，车损坏不堪用。一时道路亦为覆车阻塞，虽迅速清理现场后继续南奔，但已延误数十分钟，待预备队团接近战场时，刘团长已阵亡，刘团生还者五百余人，亦已不支后撤。此役我共伤亡团长以下一千三百余人。生还官兵中有营长李继业一员，现住台北县板桥。 廿五日晨八时，敌以炮兵及飞机掩护步兵一联队攻我赐儿山西山头，午后一时，西南面一个山头失守，我军沿赐儿山山脊撤往较高处，此山东西绵亘三十里，南北十二里，东端较高，地形对我有利，但山上俱是岩石，不易构筑工事，且少林木，掩蔽不良。我军以麻袋装土堆成掩体，但山上泥土既少，这类工事亦不够坚实。三时，敌飞机、炮兵与步兵又来攻，我工事尽毁，敌炮弹破片与山上岩石碎屑使我官兵伤亡累累，不得已暂退。但每俟敌机远去，我随即反攻夺回阵地，如此失而复得者四次，最后一次复得时，击毙敌大佐一名，掳获望远镜、地图与攻击张家口合同命令各一。 八月廿六日八时正，敌步、炮、空又协同进犯，我守军拼死抵抗至中午，刘居信团长受伤，官兵伤亡甚众，我退守八角台。八角台为赐儿山最高处，且位于赐儿山东端，俯瞰张家口，形势重要，敌人志在必得。故日军于得手后不稍停留即进扑八角台。十时，我与刘团长电话联络，刘虽负伤，但仍告我不需增援。我认为八角台对保卫张家口关系重大，决命旅长李金田率李凤科团与温得恒团增援，李凤科团当时住东营房，距八角台虽较近，但跑步上山亦需时一小时数十分钟，迨李凤科团抵达八角台附近时，八角台已于半小时前失守。三时左右，李金田率温得恒团赶抵八角台，遂合力反攻，四时又将八角台夺回。李凤科团长右腿重伤，李团连长以上军官除营副一、连长二外，伤亡殆尽。李团长疗伤二月始愈，但迄今仍不能跑步，目前家居台中。旅长李金田亦于此役中左臂受伤，坚拒后送，仍留山上指挥，入夜，因血流甚多，经官兵苦劝下山。 我夺回八角台后数分钟，大雨倾注，私忖敌机必不能来。不料五时左右，敌机两批共五架先后飞来，在赐儿山西头敌军上空盘旋，当时我的指挥所仍在水母宫山颠，远眺赐儿山甚为清晰，我见敌机盘旋十余分钟后，投下一些物件，料是敌军于激战后弹药短绌，因此实施紧急空投补给。 张家口北四十里汗诺坝方面，敌人仍在不断攻击，但因地形险峻，迄未得逞。西山口方面除敌人断续炮击外，并无激烈战事。 八月廿七日晨八时，敌人以浓密炮火，更多敌机，掩护步兵再攻八角台。一小时后，八角台重沦敌手，敌利用八角台架设山炮向省府所在地射击，幸我已于廿六日在张家口通宣化的公路附近预置野炮四门，对向八角台，距离亦经测定，依稀记得为五千公尺，所以敌炮开始射击后仅数分钟，即遭我制压归于沉寂，但省府已落弹三十余枚，仅伤卫兵一人。 此时，我不但已无力反攻赐儿山，而且张家口对外交通除通宣化公路仍可利用外，其他各方面均遭敌人截断，但屏障宣化公路的常峪口方面，亦有敌千余附炮四门正向我防守该地的一个保安团攻击。倘宣化不守，我将四面受敌，所幸二十五日刘团长在孔家庄以北炸毁敌战车三十余辆，目前仍在原地修理。据报完好的战车亦留在孔家庄，又敌因惧我偷袭，将步兵留驻孔家庄防护。事实上，我已无余力再去袭击敌人的战车，但敌战车倘一旦整顿就绪，则这二百余辆战车无论用于哪一方面，我们都无法应付。西山口方面虽无激烈战事，但距市区最近，仅十八里，如被攻破，敌人于二小时内可抵张家口。所以我已没有时间再向上级请示当前的处置。前些时，我曾派省府建设厅张厅长去太原见阎长官，曾指示必要时可向晋察边界的蔚县附近转进。中央亦指示，万不得已时，应将铁路、桥梁、机车破坏，向察省西南转进。当日晨十时，我在省府召集军政首长会议，会中决定向蔚县转进。我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下令转进。省府单位与各部队按命令规定的时间，依序通过市区南宣化公路上的出发点。我与张厅长于下午一时半离开省府，在宣化公路旁炮兵阵地附近督导各部队通过。 日军攻察首日，即以飞机轰炸省府，致省府房屋大半毁损，仅一间会客厅及东院会议室尚完整。这次会议是十天来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就在这仅存的会议室召开。日机第一次轰炸省府后，厅、处长曾向我建议让省府人员搬到宣化办公，宣化距张家口仅六十里，距南口则一百八十里。 建设厅厅长张厉生是察哈尔人，学问道德均佳，深得察人爱戴，他的长公子不幸在日机袭张家口时殉难。张随我到重庆后，政府又派他回察省工作。 很奇怪，从廿七日早九点，敌军攻占八角台以后，直到天黑，飞机是一架也没来，大炮是一声也不响，同时部队也未再前进……。恍然想起掳获得敌军大佐所用的地图上，对攻击目标，仅标示到赐儿山、八角台，是很有道理；作业既简明扼要，战术思想，也颇正确。因为，只要占领了这两个要点，整个市区，全被瞰知，也就算完全占领了张家口；目的已达，自不必无谓的消耗兵力了。 我离开省府时，曾对张厅长说要搬几桶汽油来，把没有炸坏的省府厅舍，全都烧掉；免得被敌人、汉奸利用。他是察省人，眼珠转了转才说话，似乎不大赞成。我也恐怕还未撤回的部队看到起火，发生误会也就算了。我这时站在公路上部队集合点，虽还镇静如常，对陆续到达、通过的各级指挥官、部队、伤患，分别加以指示、慰问、鼓励和抚视，可是，望一望昏暗中充满了弹痕、热血的赐儿山、八角台；轰炸得残破死寂的市区；运送伤亡官兵的车辆、担架，再想一想几年来委蛇迁延，易遭指责，难得谅解，苦闷的处境，而又力不从心，付出这大的牺牲代价，未能尽歼来犯的敌人，以泄积愤；不由得洒出几滴酸辛泪！而这一役所得的教训，也刻不能忘了。 【刘汝明（1895-1975），字子亮,河北献县人，1911年入北洋军左路备补军中当兵。1916-1930年间，追随冯玉祥参加直奉战争、北京政变、中原大战等。中原大战后所部为张学良改编，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参加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1944年晋升上将军衔。日本投降后在河南许昌受降，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10月败退金门，后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