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日军侵占广州 中共广东的军事组织与隐蔽战线不畏侵略者的在敌后农村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为中共隐蔽战线在华南的桥头堡，广州的隐蔽战线，其主要工作内容转向为华南抗日游击战争服务。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当月，日军攻占香港，香港的交通被封锁，广州在华南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日军侵占广州 1941年年底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即后来的东江纵队）、珠江游击队等4个系统，分别派了一批中共党员潜入广州展开抵抗运动。 1945年1月，这4个系统的组织统一归于中共广东省临委直接领导，直至抗战胜利。 这长达七年的黑暗沦陷岁月里，中共广州隐蔽战线遵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坚持与敌伪做斗争，建立秘密据点、交通站，搜集各类军事、经济、政治情报，筹措抗日经费、收购和运送抗日物资等，成为华南地区抗日的一面旗帜。 广州沦陷后，抢米风潮 为配合抗日游击战争，广州隐蔽战线首先在广州设立了一系列秘密据点，隐蔽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活动。 1940年12月，中共粤南省委正式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广州地下党组织。 1941年初始，中共粤南省委从香港、澳门、珠江三角洲陆续派遣中共党员余美庆、萧泛波、黎秀琼、冯平、曾珍、何雪云、萧芳、黎培之、曾序棠等人潜入广州。在组织形式上，他们采取极端秘密的单线联系方式。如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只直接联系余美庆、萧泛波、曾珍3人，其他隐蔽战线成员则由余美庆、萧泛波、曾珍分头单线联系。 日军侵占广州 1942年，广东大旱，日军却强征军粮，天灾加上人祸，广东出现大饥荒，饿殍遍野。这时广州隐蔽战线的经费更加困难。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后来回忆了这一段工作的艰辛：“组织上完全没有钱拨给我们，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都完全依靠党员自己想办法互相支持帮助解决，这叫做‘党员养党’。在日伪统治下的广州，工厂很少开工，百业凋零，民众生活非常困苦，要想找到一份正当职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同志经受起困难的考验，不管怎样苦的工作都去做。” 不仅要生存、更要完成建立秘密据点的任务。萧泛波（化名萧响三）潜入到广州后，依靠过去在先施公司的人脉、先是与罗仕途、陈善初（皆为老同事）合伙在带河路开设了妙奇香杏仁饼店，并以此作为隐蔽战线的秘密联络点。后掌握了制造杏仁饼、炒米饼技术后，退出该店。与另一前同事黄文田合伙，于文德北路128号开设美香园杏仁饼店，隐蔽战线秘密联络点也转移此处。 华南抗日游击队 1942年4，5月间，为安全计，再度迁址厚德路64号，仍与前同事陈宝衡、马文義合股开设兆香杏仁饼店。萧泛波自己制作，自己销售，自己掌握整个饼店。 当随后潜入的余美庆来广州就住在兆香杏仁饼店，并一度以此作为广州隐蔽战线的领导机关所在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余美庆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隐蔽战线中共广州市委委员） 1941年春、夏间，中共北江特委（即中共抗战前方北江特别委员会）为配合北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派王磊、徐恩、梁庄仪、陈玲（后改名陈新）、王强等10多名中共党员秘密潜入广州，王磊为广州沦陷区特派员，直接隶属于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领导。这批骨干力量想尽一切办法隐蔽了下来，且站稳了脚跟，长期潜伏。先后在万福路梁培基药房、二沙头颐养院、泰康路洪门小学及其西关分校等地方，建立了秘密工作据点。 日军控制下的广州 洪门小学有当时伪洪门（即“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背景，这里成为中共隐蔽战线印刷抗日宣传品的基地。如东江纵队的《前进报》等。 1942年，为了配合东江游击战争，东江游击队派杨和秘密潜入广州，同先期奉命从北江撤回的钟国祥会合，在惠爱路谈家巷2号之一建立了地下交通站。钟国祥夫妇是交通站负责人。 该宅前后两幢坐北朝南的4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民房，是广州传统的前铺后居的骑楼建筑，占地约200平米，进深约30余米。东侧是日军改建的“护国神社”（原永汉公园），西侧是日本富士洋行（原李占记钟表店被日强行占用）；右后侧原来的商务印书馆也被日本三井洋行占用。也就是说谈家巷2号之一既是一座被日寇团团包围的房子。又是一个“灯下黑”的中国隐蔽战线很关键的联络枢纽 四十年代广州水果行 钟国祥公开身份是从事故衣生意的水客。为了交通站的安全，他跟日本人打交道、套近乎，消除日本人的疑惑，获取各种信息，还特意进入日本人办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并从中结交日本商人和军人。因此，谈家巷2号之一这个秘密交通站从未暴露。 此交通站曾及时送出日军准备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根据地的行动计划和军用地图。很多重要文件和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送往抗日游击区。而中共广州隐蔽战线的一些负责人也利用联络站长期在广州隐蔽，开展工作。 1943年初，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从粤北来到广州，就是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住在该联络站，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包括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隐蔽战线其他负责人陈翔南、张江明、余美庆、董世杨、钟达明、何君侠等人，也都先后在交通站落脚，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抗日斗争。广州隐蔽战线的重要秘密会议、与东江纵队的接头，也都在交通站进行。 四十年代广州街上的杠夫 1944年，中共广东隐蔽组织为发展和壮大东江纵队，决定派钟国祥秘密前往粤北。钟国祥在粤北联络了30多个人，并将他们分批带回广州，也都安置在交通站（其家），等候东江纵队的交通员前来接走。 1945年1月，珠江纵队成立后，也曾以谈家巷2号之一作为秘密交通站。 1945年5月，日军疯狂扫荡五桂山区，企图剿灭珠江纵队。为了减少人员伤亡，珠江纵队决定让一些非武装人员撤出第一线，其中有二三十人秘密潜回广州，就隐藏在谈家巷2号之一，直至抗战胜利。 此外，在广州，东江纵队另外还有一德路石室前设立溢昌商行作为地下交通站，联络、指导及带领从内地来的人进入东江游击区。该交通站作为主站还先后在广州市内建立起西关文昌北路荷溪二约庙前直街、太平南路邓铁涛开的中药铺、十三行冯某开的药材行、泰康路某竹木店等7、8个联络点以及相当数量的通讯处，使得联络通讯四通八达且迅捷，交通工作卓有成效。东江纵队还先后开辟了5条交通线和中途联络点。 第一条交通线：经东莞城口处找税站或部队前哨站的工作人员转送东江纵队第一支队部政委陈达明或支队长黄埔，再转司令部。这是条最可靠最保险的路线。 第二条交通线：乘坐东莞轮渡到达东莞的厚街离船上岸。 第三条交通线：从广州先乘船到番禺的市桥镇，再租用小艇或乘坐由东莞或宝安来的船，到达东边的海岸。一上岸就可以找到税站或部队前哨站，再转司令部或政治部。 第四条交通线：从广州到东莞石龙镇。 第五条交通线：是东江纵队司政领导机关转移到罗浮山地区后，新打通的陆路交通线，从广州经增城城关到罗浮山。 老广州一景 此外还有不常用的交通线和临时联络点，如绕路到东江的惠阳再进平山等线路。据《东江纵队驻广州地下交通站的回忆》（彭会著）记载，彭会自1944年底接手广州的地下工作后，安排这些交通线转送东江纵队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学生和其他人士约40余批次，近200人（经其他工作人员转送的除外）。 1941年春开始，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先后派中共党员崔楷权（崔佳）、李淑明、黄少英、麦祺、翁志中等人进入广州，由黄友涯分头单线联系。 1942年春，中心县委改派郑鼎诺接替黄友涯的工作，3个月后又增派郭静之加强领导。他们在广州为珠江游击队（珠江纵队）建立了一批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站。 分别有红棉甜品铺联络点、云台里2号交通站（曾是广州最重要的交通站之一）、文昌路故衣铺联络点，大德路交通站等。 老广州邮差 这些交通站、联络点是中共隐蔽战线不同等级的成员的接头地点，同时负责掩护中共广东隐蔽战线领导机构和珠江游击队的领导人往来广州和珠江游击区。 1943年底，中共广东省临委负责敌后城市工作的梁广从香港潜入广州，在广州十三行路与人合股开设了一间“华昌京果药材行”，梁广挂名经理，曾序堂当掌柜。这间药材行既是广州隐蔽战线开展秘密活动的领导机关，同时也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筹集经费、搜集情报。 1944年下半年，东江纵队麦任奉命潜入广州，同先期到广州的杨和汇合，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在日伪的军、警、特内部以及社会上建立了一系列的情报关系，多次获取日伪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 老广州一景 1945年6月，珠江纵队获悉情报：日伪准备日间进攻禺南游击区，要求麦任等人核实情报。麦任通过伪绥靖公署发展的情报关系参谋萧维扬，几经努力，最终获得了日军进攻禺南游击区的整个计划，包括兵力部署、登陆的时间地点，萧维扬都绘制在一个草图上。正是在这份草图的帮助下，珠江纵队在禺南打了一个大胜仗。不久，萧维扬又想方设法弄到一份日军的军用地图，秘密情报员区锦则秘密挑灯苦战了几个通宵，复制出5张万分之一的地图，其范围东起石榴岗，西至广船东厂，南至南石头沿河，北临珠江南岸，地图极其详尽，连乡间小路上哪里有一口井都标记得清清楚楚，这些地图都送到了部队，为珠江纵队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老广州一景 为了给游击部队筹集经费，中共北江特委派党员王磊以商人身份在海珠南路和桨栏路开设了两间贸易行。贸易行的货船冒险偷渡日军的西江封锁线，把货物运到沙坪、肇庆、梧州一带销售。盈利所得，为游击部队提供经济支撑。 1944年夏天，为了配合各个兄弟部队和盟军的对日作战，选择广州市内军事目标，广游二支队禺南部队政治委员郑少康和罗初化妆进入市内，对五仙门电厂等要害部门和日伪军情进行了实地侦察。 1945年春，珠江纵队派遣王兰化妆进入广州市内，利用她在伪方任职的亲戚，弄到了伪军1万多发子弹，并设法把子弹由广州护送到大石码头交给珠江纵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之时，广州外围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但是，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空运新1军、新6军抢先接管广州，中共广州隐蔽战线组织配合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收复广州的计划未能实现。 东江纵队塑像 但沦陷后数年来，中共在广州领导开展的隐蔽战线抗日斗争，则是中国华南抗战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