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孕育于商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它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却在近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近代西方商会制度和清末“新政”的影响而促进它的诞生;另一方面则是近代温州地区自身工商业发展之需要。 而温州商会的发展及其会名的更换，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废除清朝年号:改称中华民国，随其而来的是改温州府商务分会为永嘉县商会北伐战争前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又由永嘉县商会派生出商民协会。 该协会则是以中小商人、店员、摊贩为主体而组成的民众团体。20世纪30年代初，民国政府又将商民协会与旧商会合并称为“商人组织统一委员会”。 无论是温州府商务分会，还是永嘉县商会、商民协会，它们的一切活动，对温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维护温州工商界各行各业的利益、经营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清代末期，温州府商务分会的产生，是受近代西方商会制度的影响，且与清政府推行重商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它又与温州地区自身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密切相关。 1.近代西方商会制度对温州的影响 作为一种新式资产阶级社团组织的商会，是受洋商会的影响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且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商会也随之发展。 中国国内商会的设立，萌生于外国人来华以后，在华外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和驱动，是中国商会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制度供给主体来看，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制度供给主体呈现二元性特征，即国家的直接性制度供给和西方在华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间接性和示范性制度供给。 所以商会是近代中国移植性制度安排与变迁的必然结果和产物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负责外交和有关通商事务。借助于中外通商的便利，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对华经济日益扩张，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的工商金融企业愈渐增多，由此带来各行业、各企业之间关系渐趋复杂。 在这种形势下，为便于商人资本家自我协调，自我管理，并达到集体力量对中国进行经济护张之目的，来华的外国商人先后将本国商会组织机构引入中国。 广州温州商会 据初步统计，清光绪三十年(1904)中国第一个本土商会产生之前，外国工商业主已陆续在各重要通商口岸设立6个洋商会。 与温州港口有着温沪国内航线直接往来的上海，除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成立的洋商会外，又分别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立了意大利商会，三十一年(1905)成立英国商会与美国商会与在华外商通过各自的商会组织协调利益，联合一致，与中国政府和商界交涉商务，维护和扩展他们在华的经济利益。 不仅如此,他们还密切配合各国驻华使节，乃至各国政府，共同对华实行经济和政治扩张。各国在华商会的不断开设，使得与温州通过温沪温甬等国内航线往来的宁沪等地商人，纷纷开始筹措维护本地商人利益的组织机构。 此外,他们还有国际航线通往英日诸国的机会外国商会的示范和驱动效能，更是温州商人对商会的功能与作用感受直接。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组织温州商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清末“新政”对温州的影响 在中国，商会的产生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商战”有着密切“商战”，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冲突的综合产物。 在中外“商战”升级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商人的经营分散，经商更多为个人活动的特点，使人们看到加强商人间的团结是大势所趋。 在绅商界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建议和奏请下，力行新政的光绪皇帝传旨各省筹设商务局和商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5日上谕:“泰西各国，首重商学，是以商务勃兴。 称雄海外。应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暨某省所出之物产某货所宜之制造，并著饬令切实讲求，务使利源日辟，不令货弃于地，以期逐渐推广，驯至富强”"。《辛丑条约》签订后，外国商品以前所未有之势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外国洋行、公司纷纷在华成立。 清政府陷入内政、外交、财政、经济的全面困境，实施新政，振兴工商，兴办实业，是大势所趋。慈禧太后从利用义和团排外，到八国联军入侵，挟带光绪出逃，短短几个月，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震荡。 慈禧太后在流亡途中感到按照旧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为缓和封建统治者 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恢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弥缝同买办洋务派之间的裂痕，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延在西安发布“变法”上渝、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 大日及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目星之服多元一资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要求各大“西政委,举凡章国故,更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当资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变法”号召发出后，王公大臣督抚等均有条陈上奏，而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一般称江楚会奏三折)。 刘、张二人的三疏中，倡说“整顿中法仿行西法”,要求“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公益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政花税，推广邮政官收洋药，多译各国书籍”。 光绪二十九年(1903)4月起，清政府以新设商部为契机，初步确定“振兴商业”大计，章程法令陆续出台。如制定中国第一部商法《商律》，以法律的形式宣布民间可以自由经商，明确了商人的合法社会地位;又如修订颁行《奖给商勋章程》，分别给予办近代企业的官、商、绅以一定的荣誉称号。此类旨在振兴商务，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的措施表明，清政府放弃了以往重农抑商政策,转而振兴工商、奖励实业。 诸如此类的章程法令，撮其要者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改重农抑商为奖励实业，即承认工商业者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二变严禁民间集会结社的限制，即鼓励创办新式社团，并允许这些社团享有较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此二项内容足以让商会孕育、萌生并发展，因素，新政推行较好，商会的兴起便顺理成章。 1903年9月，清政府商部衙门建立，采取了种种措施大力饬令倡导各地商人组织商会。在《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中指出，在传统的抑商政策之下，商业同行相互不通声气，漫无组织所谓“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不特此业与彼业隔阂即同业之商亦不相闻问”，而“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 在中国传统社会，正因为华商不合作，才使“侵华商之利益者，尤不遗余力。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使华商“有整齐划一之规”然后才有可能“尽保护维持之力”。 清廷很快谕批颁行商部拟定的《商会简明章程》，其中第一、二款明确规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所及商务分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现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画(划)一，其未立会所之处，亦即体察商务“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繁简，酌筹举办”， 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属于商务总会”，并且因为清政府采取了“拟劝谕各业之商务较巨者，先在京师倡设商会，以开风气之先，至外省各业商人有能并心一志筹办商会者，应责成该处地方官俟该商等将会章呈案时，俟即行详报督抚咨部，不得稍有阻遏，以顺商情”的措施，所以在京城率先成立商会，而此前设立的上海、天津等地的商业会议公所，亦改为商务总会。 此后，从沿海沿江通商大都向内地和中小城镇逐步推广，中国最早的一批商会相继应运而生。1906年清政府改商部为农工商部，进一步放宽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次年，农工商部要求各乡镇“凡有商铺荟聚之处，次第筹设公会之分会，隶属于县城分会”"。 从此，商会由各城市发展到各县城，再延伸至各乡镇，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商会网络。 新政”大体上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军事改革、法制改革、装励实业和文化教育政革等五方面，由于内忧外患，政局不格从中央到地方推行“新政”收效不大，但从温州来看，推行“新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究其原因:上有贤明的温处道童兆蓉:其端，下有长期形成的社会改革传统奠其基，因此晚期的“新政”十年，是温州民族经济和民主政治初步奠定基础的十年。 3.温州近代地方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近代商会的出现与清政府的劝办与扶持密不可分，但是一味地将清末商会及其他形式商人社团的产生，完全抑或主要归因于清政府实行重商的政策是不正确的。 全面地看，它的出现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自上而下的扶持等诸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历史上以手工业著称的温州，入清以来商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清末，中药、南货、绸布、酱酒成为当时温州商业的“四大台柱””。 清光绪二年(1876)九月，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商业开埠在便利列强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强了中外商品和 信息的交流。日臻繁盛的商业，吸引了宁波、台州、福建等地商人来温经营。其时为宁波人所经营的有:药业有大生、香山、庆余、三宝、乾宁等;钱庄有怡生、资源、镇丰、永康、乾泰、恒生、统益、森康、统华、茂生、镇泰、衍一、乾丰、万生、恒祥、久康等;官银号有裕通;花纱业有通久、施怡兴、元通、皋记元大;南货业有老扬春、新扬春、新德记等。 福建人所经营的有:东门行缪沅盛、纯记、翁美兴、朱泉盛、陈万隆、记、陈元记等。湖州人开设金三益。台州人开设协义亨、协泰、协记、梁协顺等布庄。其他如菜馆、纸、药栈、烟土等，也有外省及外县人来经营"。 由此可见，清末温州的商业已十分繁荣，不仅本地有相当数量的专业性商业人口，同时亦有大量外商人人温定居，这支庞大的商人队伍，成为温州城市的主体。清光绪二年(1876)九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第三段《通商事务》第一条规定:“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今广西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 从此，帝国主义势力大批侵人，使温州的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瓯海关”开始设立，英国人掌执税务大权。各国为推销其商品，在温州设立“洋行”、公司或设置代理商的有:英国的亚细亚火油公司、英美烟公司、太古公司、老公泰公司、英瑞炼乳公司、德息礼士公司、怡隆洋行、祥泰木行、茂昌公司、爱礼司公司;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美亚公司、中国肥皂公司、胜孚公司、安新洋行、嘉泰洋行、安罗洋行;法国的白礼士洋烛公司; 德国的拜耳洋行，远东、鲁麟、福生轮船公司与礼和、高德洋行;日本的广贯堂、东洋堂、三井木炭公司、岩井木炭公司、藤木木炭公司、东美木炭公司、义大洋行、林木洋行、东利洋行;葡萄牙的华美航业，美利、大西洋、运东、万国航务公司，康生洋行;挪威的克挪、龙加沙纳、利巨、小维生利生洋行;比利时的安泰洋行;匈牙利的康茂洋行;希腊的吾生洋行等，纷纷在温州开业。 跨入20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的洋行(公司)，不仅在温州市区东、南、西、北门开设洋行代销处，而且还在温属各县城镇设立洋行代销处，把他们的经济侵略势力伸向温州的每个角落形成了“瓯居海国、市半洋行”的局面。 广州温州商会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的外国商品的大盘倾销，严重打击了温州原来经济的发展。 经手工业，致使其破产衰落。但与此同时，温州城乡商品市场國打大和发展，促使温州的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兴起。在1876年 1911年辛亥革命前，温州新式企业接踵出现。 1893年温州创建第一个茶厂，拥有女工三百多人。至光三十年(1904)温州的茶厂增到十四家”。“1904年4月孙论; 应永嘉孙坑族众要求，集股万元组织富强矿务公司，试图开采银矿。”1904年先后新设企业有项湘藻和孙诒让在瑞安设立的大新轮船股份公司，永、瑞、平三县绅商集资创办东瓯通利公司，李墨西在瑞安创办太久保罐头厂。 温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开始兴起。当然，温州近代民族经济的起步，主要发生在清廷实行“新政”的十年。从温州港进出口轮舶来看，1877年至1899年呈空白状态甲。此后，温州港进出口船舶吨数突飞猛进，出现这显著增长的关键，在于内港轮船的兴起:1900年9月开始，华永太轮航行于温州和台州之间;1906年，瑞安永瑞轮船公司创办后，购置拖轮一艘，次年再添一拖轮，往返于温、瑞之间…… 此外,出口土货的剧增,如瓯海关出口最为大宗的茶叶,据《1877-1919年温州港主要出口土货数量表》统计，1894年为14280担，1901年为13135担，1903年为39644担多年，温州近代民族经济非常微弱，近代民族经济真正起步是在清廷实施新政以后。 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日臻发展，温州当地士绅要求建立商会的主观愿望日益迫切。 清政府推行时所编的《永嘉乡土地理》第47课《商民》提到“既无大资本家，又不设立公司以聚团体，以致皖人之饭茶，甬人之运柑，得登垄断”，即此类呼声的真实反映。 温州商会呼之欲出。从近代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化的角度出发，经济社团作为一种追求工商利益的群体组织，只有在工商业目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分离并取得合理合法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起来。 清末民初，工商立国成为举国共识，政府、工商界以及知识界的社团意识日益增强。由此带来的官商经济地位的变易，使商人认识到必须借助中介组织来协调、沟通与官府的关系"。 总之，出于某种受助的动机，商人开始有意识为自身的商业安全寻找一些可靠的保证。加以工商业进步发展使得商人与衙门的接触更为频繁，但长期以来的官商隔阂,使“商人视衙门为畏途，见官如见虎，若遇见贪暴之官吏，往往借端生事，商民告苦无门”。 于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一个路王桓俶漯桓照天传恒你人们新式商人社团的出现成为众望所归。 综上所述，商会作为具有某种共同利益关系的分散而众多的经济单元和个人联合组成，旨在保护和谋求其成员利益的经济社团，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强大的合力之下，温州商会组织开始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