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吗？ 作为正统史书的《史记》，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 《五帝本纪》写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史记》记载了上至上古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而从西汉武帝时期算起到今天又是2000多年， 所以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说法开始深入人心。 但是大部分史料对于三皇五帝始、唐尧虞舜这一时期的描述，都充满了玄幻色彩， 让人难以分辨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 所以另有一种说法是，夏朝以前，甚至包括夏朝都是传说时代，算不上文明。 真正的中华文明应该从商朝开始算起，也就是3700年。 那么上下5000年究竟是我们的民族自嗨，还是确有其事呢？ 故事要从1936年杭州西湖博物馆的一位地质矿产助理员，施昕更开始说起。 那一年施昕更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对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 那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迹。发掘过程中，施昕更看到了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 好像在老家良渚镇一带也见过。顿时感觉冥冥之中有一根线在牵引着他： 古荡考古发掘和杭州余杭的良渚镇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施昕更马上回到了家乡良渚，终日在田野阡陌之间奔走，不以为苦。 要说考古，有时也是需要运气的。 1936年11月3日，施昕更在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时， 偶然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泽的陶片。很快，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 施昕更主持了三次发掘，在良渚镇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 但因为当时正值抗战爆发前夕，发掘工作被迫草草结束。 1938年，施昕更写成了一篇长达5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良渚》。 这份封面浅黄，字迹斑驳的考古报告如今陈列在良渚博物院里。 在写成报告的第二年，1939年，28岁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去世。 他永远也无法得知，由他最初发现的这处古遗址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发现地的现代名称正式将此遗迹命名为“良渚遗址”。 只可惜，良渚遗址在1936年，只冒了个头就沉寂了，这一沉寂便是半个世纪。 反山王陵 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全面恢复，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 由于施昕更的那份《良渚》报告，良渚遗址的发掘工作成为了浙江省考古重点工作之一。 1986年，乡镇企业兴起。良渚长命乡农机厂转产，准备筹建一间材料厂， 地点选中了长命乡雉山村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 当时的反山看上去就是一个高出地面约6米左右，东西长120米、南北宽40米的土墩。 但是生活在雉山村的一位考古人员在这个土墩周围的断层里， 发现了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偶尔还能见到一些小陶片，明显有人工堆筑的痕迹。 直觉告诉他，这个土墩不简单。他所在的考古研究所立刻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发掘申请书。 1986年5月6日，考古队正式进驻反山开工，很快反山12号墓被挖出， 这是反山王陵挖到的第一个也是现今规格最高的良渚墓穴。 这里出土了良渚文化遗址中的最著名的玉琮王和玉钺王。 玉琮象征着神权，玉钺象征着王权，考古学家推测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良渚的国君。 反山12号墓中还出土了另一件著名文物，嵌玉漆杯。 不过由于南方的酸性土壤不利于漆器等有机物质的保存，嵌玉漆杯出土时已经化成了一滩。 但依然可以看出杯子的表面髹漆，以及上面镶嵌着的141颗玉粒。 这是一张嵌玉漆杯的复原图。这件嵌玉漆杯集木器制作、玉器制作、 漆艺等多种精湛技艺于一身，也成为了墓主人身份和等级的标志之一。 反山12号墓的发现又引出了后面的10座墓，呈现南北两排的排列。 而反山这个高土墩实际上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高台墓地。 先在地面上铺上1.5米高的草裹泥层。 草裹泥是用芦笛梗、茅草包裹的淤泥块，能有效防止地下水的渗透。 然后在草裹泥上覆盖一层沙层，最后在沙层上堆筑3米厚的黄土，形成一片高台墓地。 从反山11座墓穴中出土的随葬玉器、石器、象牙器、嵌玉漆器、陶器等共1200余组， 以单件计将近4000件，其中90％为玉器。 根据墓葬的规格，随葬品的数量与种类，考古学家们分析，除了反山12号墓， 其余的10座墓穴的墓主人也至少是良渚贵族的身份。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 回形祭坛 反山王陵的发现在海内外掀起了至今未衰的良渚玉器研究和收藏热潮， 同时了激发了杭州余杭一代的盗墓活动。 1987年，杭州市余杭区安溪镇下溪湾村的村民在村落附近的瑶山山顶挖出了玉器， 随后引发疯狂盗掘。事情很快也惊动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7年5月，考古人员赶往瑶山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0余座墓葬的清理工作。 从墓中随葬物品判断，瑶山墓葬与反山墓葬属于同一时期。 与反山相似，瑶山墓葬也是呈南北两排分布， 南排居中的7号和12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墓葬陪葬品的规律也更加明显。 瑶山与反山的墓葬出土时，墓主人的骨架基本都已化为一摊污水了， 仅个别墓葬残留有牙齿，因此无法对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进行鉴定。 但是从瑶山墓葬的随葬品规律看，作为武器的钺只有南排墓葬才有， 而纺轮和织具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所以推测南排墓可能是男性，北排墓可能是女性。 除了十余座大墓和大量精美玉器外，瑶山还第一次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的祭坛。 瑶山是一座海拔约35米的小山丘，它既是祭坛也是贵族墓葬。 良渚先民将山顶削平，修筑方形土台，土台呈覆斗状结构，为正南北方向， 面积约400平方米，被人工精心修凿得平平整整。 外框南北长约11米，东西宽约10米；内框南北长约7.6米，东西宽约6米； 灰土框宽约1.7-2.1米，深0.65-0.85米。 考古专家们一开始对这个回字形沟槽的用途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1991年，在距离瑶山7公里外的汇观山，发现了另一座形状与结构十分相似的祭坛。 汇观山祭坛面积更大，将近1500平方米。 在祭坛顶面偏西的位置，同样以挖沟填土的方式，做出了一个回字形的沟槽。 通过对沟槽四角方位的测量，考古专家们发现这里面大有玄机。 瑶山与汇观山祭坛回字形沟槽四个角所指向的方向，惊人的一致， 都是分别为北偏东45°、135°、225°和305°。 夏至日，日出的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北角重合， 日落的方向刚好与两座祭坛的西北角重合。冬至日，太阳则从东南角升起，从西南角落下。 春分、秋分日的太阳，恰好从祭坛的正东方向升起，从祭坛的正西方向落下。 这样的规律显然无法用“巧合”二字来解释。 可见当时的良渚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天文知识。 在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一系列墓葬、祭祀场所发掘完成之后， 考古学家们开始寻找墓主人的生活场所。这时位于反山东侧的莫角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莫角山虽然也被称作“山”，但实际上是一个东西长670多米、 南北宽约450米的大型平坦土台。1992年到1993年，在历经10个月的勘探后，莫角山之上， 小莫角山、大莫角山和乌龟山三处遗址陆续崭露头角。 其中大莫角山最大，面积有近2万平方米。 这些遗址都是人工搭建的夯土宫殿台基，均由泥层与沙层构成，最高的地方多达13层。 每层的厚度都不一致，按照从下而上的顺序，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 目前主流的猜测是，这里应该是良渚文化的大型宫殿区。 在莫角山台地东坡还发现有大量碳化稻谷的堆积，经分析足足有2.6万斤， 从而判断莫角山宫殿区当时应建有大型粮仓。 2007年，考古学家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搭建数字高程模型(DEM)， 发现了良渚古城的外围城墙。所谓“数字高程模型”， 通俗地说，就是把地图上相同高度的物体涂上相同的颜色。 这样，即使一道城墙断裂成了分散的小段，因为基本高度一致， 在地图上就会呈现相同的颜色，从而能清晰看出城墙脉络。 良渚古城外围城墙的发现，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 被学术界称为“石破天惊”。 截止到2007年，除了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 考古学家们又挖出了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良渚遗址。 至此，良渚古城的全貌逐渐浮现在世人眼前。 良渚古城 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一样， 良渚古城也坐落在神秘的北纬30°带上。 杭州市余杭区境内，有一处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C形盆地。良渚古城就位于盆地的北部。 盆地背靠天目山脉，东侧是一马平川的杭嘉湖平原，处于山地与平原交错处。 丰富的水系和肥沃的土地交织在一起，伴随着温暖的气候，构成了绝佳的农作物生态系统， 也为良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良渚古城由四面城墙围合而成， 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城墙周长达6000多米。围合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城墙将整个良渚遗址分隔为了宫殿区、内城和外城的三重结构。 宫殿区位于良渚古城的中心，由莫角山遗址与其南侧的皇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组成， 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内城是统治者、贵族和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的居住区。 宫殿区西面是反山王陵区和姜家山、桑树头贵族墓葬区。东面是钟家港作坊区。 作坊区沿河分布，生产加工玉石器、漆木器、骨器以及大型木构件， 为古良渚人的生产生活提供资料。内城共发现大小古河道51条，大多数为人工开凿而成。 可以说良渚古城就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 城中水巷蜿蜒，民居依河筑屋，仿佛一座梦幻的水上城市。 分隔内城与外城的城墙上有9座城门，其中8座为水城门，东、西、南、北各两座， 只有南面有一座陆城门。说明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竹筏和小船进行水运。 21世纪初，考古学者们陆续发现了位于城外的南部卞家山、东部美人地等遗址， 古城的内城、外城总面积增至800万平方米。外城主要是普通百姓和农业人口的居住区。 位于外城的卞家山遗址在2003年到2006年间，经过了3次挖掘，清理出了66座墓葬。 个别墓葬中有保存完好的人骨架，分子生物学家通过采样出土人骨的Y染色体， 并进行SNP检测分析，推测良渚人身高中等，面圆，颧骨不突出，杏仁形眼， 头发黑直细软，平均寿命在30-40岁之间。这是专家们复原的良渚男性女性面部特征图。 另外，除了在莫角山台地东坡发现的2.6万斤碳化稻谷外， 2017年，考古人员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了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 重量高达20万斤。这说明良渚古城内有大量的粮食仓储。 但在城内和近郊，都没有发现水稻田，也没有发现比较集中的稻作农耕工具， 所以考古学家们判断，这些粮食应该是走水路从城外运到城内的。 后来，在城址东北26公里外的茅山遗址，发现的面积高达80亩的良渚稻田遗迹， 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贵族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城内，农民居住在城外， 说明良渚文化已经有了明确的城乡分野和社会分工。 令人惊叹的天文知识、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高度发达的手工艺技术， 那么良渚文化就几个位于历史洪流的哪一阶段呢？ 根据考古学遗址分期和和对出土文物、草裹泥、碳化稻谷等进行的碳14测年， 良渚文化被确定存在于约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这一千年时间里。 这可比商朝早了670年，比夏朝早了200年。难道说良渚文化就是传说中的上古时期吗？ 关于良渚人的身份，我们稍后再讨论， 先来看看频繁出现在良渚玉器上的一种雕刻，也叫良渚神徽。 良渚神徽 良渚文化以玉器而闻名天下，历年发掘的良渚玉器数目超过15000件， 玉琮王是呈黄白色的方柱体，内圆外方，通高8.8厘米，重达6500克， 上下两端为圆面的射，射径17.1至17.6厘米。正中心有对钻圆孔，孔径4.9厘米。 玉琮作为一种祭祀用具，蕴含了上古良渚人的世界观。 琮的内圆外方表示天和地，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圆柱是天地柱， 也有天梯的意思。玉琮王琮体的四个面均由中间的直槽一分为二。 四面直槽内，上下各雕刻有一个“神人兽面纹”图像，共八个，这个图像也被称为“良渚神徽”。 琮体四角的凸面，又被横槽分为了四节，每两节各刻一组简化的神徽， 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左右对称。反山12号墓玉琮王出土后，考古学家们才意识到， 之前他们认为的频繁出现在良渚玉器上所谓的“兽面纹”， 其实是一个头戴羽冠、半人半兽的神灵的形象。他用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 扁宽的嘴巴里，隐约可以看到向外伸出的獠牙，下肢是两个弯曲的兽爪。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良渚神徽刻画的其实是一位祭祀的巫师骑在神兽之上。 但无论怎样解释，该图案是良渚先民崇拜神的这一结论，已经成为了目前学术界的共识。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代表军权与王权的玉钺王上也刻有良渚神徽， 说明在当时王权与神权是融为一体的，王也是神的代言人。 良渚神徽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其细微到肉眼几乎无法辨识的雕刻工艺。 有学者测量过玉琮王上神徽的纹路，差不多每毫米雕刻有5-6根细纹。 这样的雕刻工艺，即使是用现代的高科技也很难复刻。这是由玉的翠性所决定的。 在玉器上一毫米的宽度内，作出几根平行线，出现崩口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更别说在五千年前那个没有任何金属工具的年代了。 良渚人究竟是如何在3到4厘米见方的范围内，雕刻出如此复杂的神徽的， 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 如果你觉得这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一定会让你叹为观止。 良渚水利系统 2016年3月，良渚遗址又带来了一项惊人发现：位于古城西北部的大型水利系统。 这套水利系统由1座长堤、6座高坝和4座低坝组成， 可以控制和影响的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 良渚水利系统的总土方量约为288万立方米，而蓄水总量可达到4600万立方米， 工程量与蓄水量的比例约为1:16，即使以现代水利工程标准来衡量， 良渚水利系统也是非常高效的。 水坝的修筑，良渚先民使用的是草裹泥纵横堆砌，最后再覆盖黄土的方式。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草裹泥是用芦笛梗、茅草将一块块淤泥像包粽子那样包起来， 绑扎牢固。通过草裹可以提高泥土的强度达6倍， 而纵横交错堆砌的承载力是顺缝摆放的2倍。 草裹泥的原理类似于现代抗洪抢险时的沙包， 可见5000年前的良渚人已经对水利工程施工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通过提取草裹泥中残留的碳元素，进行年代检测， 考古专家们确定这些坝体的营建时间约为距今5100～4700年前。 一直以来，口口相传大禹治水神话，大约发生在距今4100多年前。 也就是说良渚水利系统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早了600到1000年。 这直接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水利发展史。 良渚水利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 刚才我们提到，所有坝体的土方量总计为288万立方米， 按每立方米土的开挖、运输、填筑需要3个人工来计算， 建好11条坝体大约需要860万个人工。若由1万人来建造，大约需要连续不断工作两年半。 如果只是利用每年农闲时间的100天来参与建设，1万人完成水利系统的建造则需要近9年。 如果将良渚古城遗址和外围水利工程加在一起，所需的土方量总计约为1005万立方米， 是古埃及吉萨金字塔群所需的土方量的将近2倍。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5000多年前，这里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管理机构， 才能调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进行持续的工程建设，并完成后勤保障。 另外，碳14测年表明，良渚古城和水坝的始建时间都是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 也就是说良渚先民刚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开始雄心勃勃地要改天换地。 最远的坝体与古城间的直线距离约11千米；高坝与低坝间距离达3.5千米； 塘山长堤距离古城最近，约在城北2千米处，整个工程超出了肉眼所能看到的距离。 今天我们有GPS，有遥感和测绘技术，还有卫星图片，但良渚先民是从哪里获得了 “上帝视角”呢？中国常被调侃为当今的‘基建狂魔’，相信这个称号良渚先民也当得起。 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创造了如此多奇迹的良渚人究竟是谁呢？ 温馨提示，接下来这部分内容包含大量神话传说与猜测，不喜欢的可以跳过。 身份推测一：被遗忘的唐虞王朝 目前主流史学界认为，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代，是“家天下”的开始。 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朝的起始年判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 神话传说又告诉我们夏朝之前还有一个三皇五帝的上古神话时代。 但实际上在三皇五帝和夏朝之间还夹着一个被称为“唐虞之治”的时期， 由唐尧和虞舜相继统治，被称为唐朝和虞朝。 当然，这个唐朝跟李世民可没有半点关系。 有少数史学家认为“唐虞”才应该是中国历史的开始。而良渚文化正是被历史遗忘的虞王朝。 先秦时期有很多古文献都提到了虞王朝。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yìn而朝诸秦。 《吕氏春秋·审应览》中说：今虞、夏、殷、周无存者。 虞王朝的统治者，舜，是三皇五帝中黄帝的七世孙。 《韩非子.显学》中，有记载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 “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思是，儒家所称道的殷周时期， 到现在有七百多年了。墨家所推祟的虞夏时期，到现在有两干多年了， 而尧舜的思更已经是3000多年前的事了。 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徐鸿修根据这段记述， 推断虞王朝应该存在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100年间。这与良渚文化的年代正好吻合。 但是这一观点不能解释虞王朝与夏朝的承接问题。 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突然在东南地区消亡了， 这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谜题。 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良渚文化后，出现在东南地区的是马桥文化。 但是马桥文化（距今3800年—3200年前）与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4300年前）之间 存在着500年的缺口。而且良渚文化已然形成了酋邦或国家的社会结构，有发达的农业， 先进的手工业和建造业。可之后的马桥文化却倒退回了自给自足、狩猎与采摘的经济状态， 恢复成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 因此，可以判断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 关于良渚人的消失之谜，目前学术界有气候恶化说、洪灾说、北迁说、海侵说、 扩张失利说等几种不同的猜测。其中气候恶化说、洪灾说、和北迁说是息息相关的。 部分学者认为，在距今4000多年前左右，地球开始进入一个小冰期， 气温和降水量变化较大，旱涝及其他自然灾害频发。 虽然良渚人已经修建了11条水坝，但还是无法抵挡一次比一次凶猛的洪水。 无奈之下，良渚先民选择了北迁，来到了中原地区， 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崛起了之后的夏王朝。 就在良渚文化衰亡的几乎同时， 中原地区的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却突然涌现了大量良渚文化的因素， 出土了玉琮、玉璧等最富有良渚特征的玉礼器， 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公元前2300年之后，创造良渚文化的这一族群没有彻底消失， 他们即使没有北迁到中原，也一定和中原的诸多部族存在着某种交流。 不仅如此，良渚晚期遗址多数出土于淤积层之下，而且淤积层的体量很大，存在时间很长。 这表明，良渚文明的突然衰落，很有可能就是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不过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洪灾说和北迁说目前还停留在猜测的阶段， 想要实锤，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身份推测二：蚩尤九黎部落 关于良渚人身份的另一猜测是，战神蚩尤九黎部落的一个分支。 中国人常常自称为“炎黄子孙”，这里的炎和黄分别指的是炎帝和黄帝。 炎帝，号神农氏，是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统领。黄帝则是华夏部落的统领。 但事实上在上古时代，除了姜姓部落和华夏部落，还有一个著名部落，九黎部落。 而蚩尤便是九黎部落的酋长。炎帝、皇帝、蚩尤也被称为中华三祖。 与姜姓部落和华夏部落不同的是，九黎其实是一个部落联盟， 由居住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一带的九个部落共同构成， 足迹遍布山东、河北、河南、江浙地区。 《逸周书》中有一种说法是，蚩尤曾是炎帝的卿士，被炎帝安置在少昊的封地。 少昊的管辖地带是鲁西南，也就是山东西南部地区。 巧合的是，鲁南苏北（山东南部与江苏北部相连的地区）一带刚好是考古学上良渚文化 分布的北界。蚩尤九黎部落的活动区域，长江中下游，也刚好与良渚文化覆盖面部分重合。 另外《史记.五帝本纪》和《山海经.大荒北经》都记载了 一场大约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的上古战争。 传说，当时蚩尤不敬黄帝，和黄帝为了争夺生存之地， 北上来到了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一带，进行了一场恶战。 炎帝怕祸及自身，于是和黄帝联盟对蚩尤开战。这就是著名的涿鹿之战。 联军抓住蚩尤后杀死在了冀州。 蚩尤战败，他的部族一部分归附了炎黄部落，另一部分南迁。 所以良渚人有没有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中的一支呢？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述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 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身份推测三：羽民国 《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说，在东南方有一个羽民国，那里的臣民都长着人的脑袋， 但面部狭长，像鸟儿一样，身上长满了羽毛。 《淮南子》中也说羽民国的人能飞，但却飞不远。 （《山海经·海外南经》“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 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 巧合的是良渚文化也有鸟崇拜的元素。良渚遗址中，挖出了多件鸟型玉器。 其中一件和良渚神徽一样，雕刻有一双炯炯有神大眼。 所以有学者猜测，良渚神徽中的神兽其实是一只神鸟，或者是人鸟合体的形象。 那么良渚人会不会就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羽人呢？ 身份推测四：东方的玛雅文明 关于良渚人身份的最后一种猜测极为颠覆认知。 1839年，美国探险家约翰.史蒂芬斯(JohnLloydStephens) 来到了中美洲洪都拉斯西部边境的科潘村。 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他穿过层层密林，看到了一座被巨大藤条和蔓草所湮灭的城市废墟。 史蒂芬斯被眼前的金字塔，废墟和各种神秘古怪的石雕惊呆了。他发现的这处巨大遗址， 便是如今已经闻名于世的古代玛雅文明曾经的首都，科潘（CopanRuinas）。 科潘遗址坐落在长13公里、宽2.5公里的峡谷地带，海拔600米，占地面积约为15公顷。 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遗址的核心部分是宗教建筑， 主要有金字塔祭坛、广场、庙宇、石阶、石碑和雕刻。 2015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新伟带领团队来到了科潘遗址进行考察。 而这次中美洲之旅让他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在玛雅文明的科潘遗址发现了诸多良渚文化的身影。 与埃及金字塔不同，美洲玛雅金字塔呈放射性结构，四面都有阶梯。 从空中俯视，四面阶梯恰好交叉呈十字，把金字塔四等分。 这和良渚玉琮四个面上的直槽有异曲同工之妙。 良渚玉琮也被一个个横槽分隔成了小节，相当于玛雅金字塔的大石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玉琮和玛雅金字塔都呈现了“四方—中心”（从四方到中心）的结构。 埃及金字塔的用途虽然尚未确定，但玛雅金字塔的主要功能就是祭祀和观测天象。 而玉琮在良渚文化中，又是重要的祭祀礼器。 另外，在科潘遗址发现的Rosalila罗莎莉拉神庙入口处的雕刻也与良渚神徽有神似之处。 玛雅和良渚的城市建造都没有发现使用金属的痕迹，二者都有丰富的天文知识， 和不可思议的农业、手工业水平。如此多的共同点，难道说良渚人和玛雅人是同宗共祖的？ 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甚至提出过“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概念。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威廉.法什也坚持认为， 玛雅考古一定需要有中国学者的参与才会理解得更为透彻。 但如果这两种文化真的是一个连续体，那么他们共同的祖先又是谁呢？ 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涿鹿之战。 对于这场战争史记虽然是一笔带过，但山海经却有着详细的记载。 山海经中说，在那场战争中，神农氏炎帝的后裔夸父氏选择了背弃炎帝部族， 与蚩尤站在了一起，合力对战黄帝炎帝。双方大战打了九个回合，依然难分高下。 最后黄帝请来了强力外援九天玄女，蚩尤部落才最终被打败， 战神蚩尤的身躯被肢解成碎片。此时，夸父不希望自己的族人成为炮灰，选择了撤离。 夸父在掩护族人撤退的过程中，被应龙擒杀，喋血关隘。 但同时夸父氏族人也成功向东躲避到了渭水流域。 若干年后，渭水流域的夸父氏部落人口越来越多，生存空间受到了威胁，不得不选择分流。 新一任的夸父氏首领，带领部分族人启程，迁居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地域。 这个迁移过程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有记载。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新的夸父氏首领再次启程，沿鄂霍次苦海到达勘查加半岛； 后来又越过了白令海峡，抵达了北美洲阿拉斯加地区，再向东来到了加拿大西海岸。 就这样，东方的文明来到了美洲。这里插播另外一个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玛雅文明中的羽蛇神和月神， 跟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和嫦娥出奇的相似呢？ 美国人亨丽埃特.默茨HenrietteMertz， 花了多年的时间背着背包走在美国中西部荒凉的大地上，用最原始的方法， 也就是自己的脚步，丈量过山与山之间的距离， 得出的结论是《山海经.东山经》和《大荒东经》里所描述的那些山脉、主峰、河流， 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怪不得有人说《山海经》里其实隐藏着一部失落的世界史。 故事扯得有点远了，我们回到良渚遗址。 2019年7月，良渚遗址被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但此事却引来了极大的争议。 争议的关键点并不在于申遗本身，而是在于良渚，究竟该被称为“文化”，还是“文明”， 它有是否能够被当做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呢？ 1968年，英国考古学家GlynDaniel格林·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文明三要素的概念，即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 丹尼尔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具备了这三种要素中的两个就基本可以判定进入了文明时代。 对于良渚文化而言，他们显然已经拥有了一定规模的城市，和复杂的祭祀、 朝拜、丧葬礼仪。那么良渚有没有文字呢？在良渚遗址出土的很多陶器以及陶器碎片上， 都发现有大量刻画符号。有些像锄头、有些像稻穗、有些像鱼虾。 截止到2015年，相关学者已经整理出良渚刻画符号656个，分布在554件器物上， 符号种类超过340种，并编辑出版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 这些刻画符号是否能够被称为文字，见仁见智。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符号是有意识刻画上去的，即便不能完全承认是一种文字， 也已经具备了文字的象形功能，是文字的一种“初始形态”。 1985，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又提出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准应该是城市、文字、和冶金术， 三者同时具备。这成为了目前中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新的文明三要素。 我们刚才也说了，良渚不具备冶金术，那么按照这种标准良渚确定不应该被称为文明。 但是，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不乏并非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 例如玛雅文明和良渚文明一样，也不具备冶金术。而辉煌的印加文明是没有文字的文明。 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良渚文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把良渚当做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那岂不是要颠覆历来“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的这一认知了吗？ 有这样想法的人忽略了一点，中华文明本身就不是本土起源的， 也并非单一中心，而是多源并发。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既存在于中原大地， 也分布于辽西、长江中游、黄河下游、江浙等地区。 这就是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 中华文明正是在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如今丰富多彩、兼并包容的样子。 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5000年前，一群勤劳智慧的良渚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良渚文化。 5000年后，另一位热爱考古、睿智勤奋的良渚人施昕更，因为一把石斧， 写下了长达5万字的考古报告，才让我们有幸重温了祖先创造的奇迹。 这也许也是一种传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