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冯国璋，一生中的活动，多半在清朝末年。改元共和后，经过短短的8年时间就去世了。在这8年时间里，正是北洋军阀掌握中央政权的时期。我父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作过总统，有许多事是应该写出来供史家采择的。可是我生也晚，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只10岁。我的三哥家遇比我年长22岁，还有我的生母彭氏，叔伯哥哥家骏、家枯等，也还有大姐家逊及姐丈陈之骥等，时常对我提到我父亲生平一些军事、政治以及日常生活和性格等方面一些事情。还有在我父亲交卸了代理总统职务以后，回到河间原籍住了8个月，间常和我们谈起他的一些往事。对我们的发问，亦不厌其详逐一答复。也许那时是我年青好奇，对这样的闲谈最感兴趣。可惜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已经不多了。由于我对这些生活比较生疏，错误之处，更所难免，尚希知者予以指正。 冯国璋和袁世凯的关系 我父亲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就追随着他，到最后，成为他手下的一员大将。一般说来，我父亲是以袁的意志为意志的。但是，在后期一个阶段里，在两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上和袁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一个是关于清帝逊位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洪宪称帝的问题。 在我父亲率领清军第一军攻下汉阳，取得优势之后，竟然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调回北京，给以察哈尔都统的空头衔。这一措施，在袁世凯是有阴谋的。在我父亲感到自己受了袁世凯的愚弄，回京后既不去见袁，也不到察哈尔就都统新职。过了些时，有一天袁克定忽然来了，他手里拿着我父亲以前向袁拜门时的门生帖子和袁所填写的"兰谱",进得门来，口称四叔，跟着就跪了下去。他一面向我父亲磕头，一面嘴里还叫着"四叔"，并说明他所以拿着这两份帖子的缘故，意思是：袁世凯今后不把我父亲当作门生看待，而是改做把弟看待了。我父亲看到这般情景，晓得这又是袁的牢笼之计，但是，也不敢怠慢，一面赶紧把袁克定挽了起来，一面嘴里连连地说："老弟，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寒碜我，我一半天就过去看宫保。"果然，我父亲接着就去看了袁世凯，并且被任命为禁卫军的总统官。 过了不久，有关清帝逊位的问题，就要正式公布了。袁世凯为此特别召集了一次会议。我父亲那时忠干清室，参加这次会议是勉强的。等到开完了会，回到煤渣胡同住宅，便立刻把我大哥家遂，三哥家遇，还有八哥家骏，九哥家枯叫到自己住房屋里，表明自己对"政变"的态度。他在床上神情异常严肃地说："今天我刚开完了会，会上谈的，主要是宣布皇上将要逊位，国家将要改为共和体制。我当时间：'逊位逊给谁？'宫保说：'逊给国民'。这样，我当然无话可说。如果帝位逊给某某人的话，我连那个人一块儿打。"所谓那个人，我父亲所指的就是袁世凯。 到了民国四年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我父亲为此特地从南京到了北京，住在新街口嘎嘎胡同（现在的航空署街）禁卫军的军司令部里。接着，他便到总统府去见袁。见面以后，袁问他来京有什么事？我父亲说："好久没有跟总统见面，这次来京，一方面是来看看总统，另外，听到外面有一些谣言﹣就是关于帝制的传说，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袁似乎很感慨地回答道："像这样的谣言，别人能够相信，你我是多年的老弟兄了，难道你也相信吗？"说完了这几句话，跟着就落下泪来。袁接着又说："像你这样的老弟兄也相信这个谣言，我觉得很难过。要知道，帝制的事，为的是长久，为的是传后，我这几个儿子，哪一个够得上做皇帝的材料。不过，你这次来得也好，现在组织了一个模范团，说是这个团办得很好。我也外行，你就替我看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是内行，他们瞒不了你。"当晚，我父亲回到了军司令部，便和随来的一些人说："项城决不做皇帝，你们可以把这个意思公开出去给项城辟谣。" 我父亲在检阅了模范团以后，又到了总统府，向袁报告了检阅的经过，并说明自己不日就要回转南京。袁在临别的时候，还和我父亲郑重地说："不要听信谣言。"跟着我父亲便去找向来在袁身边的一个秘书长梁士治（拥袁作皇帝的最力人物之一），向他说："我见了总统两次，总统说，决没有什么帝制的企图，我现在就要回去了。不过，我回去以后，到底是帝制不是帝制，你给我写封信来，我便照书行事。"梁听了以后，非常满意，认为我父亲真的是会完全听从他的吩咐办事了。但这并不是我父亲的"由衷之谈"。他所以这样虚晃一枪，为的是能够平安地离开北京。 在我父亲留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袁世凯经常派人给我父亲送菜吃。头一次送的，是半桌筵席；据说，那个半桌，是袁世凯自己留着吃了。意思是：筵席可以平分，就意味着天下可以平分。但我父亲却没有什么表示。 不久，洪宪帝制的锣鼓，就越敲越紧了。正在这时，我三哥家遇同王廷桢忽然从北京来到了南京。原来，我三哥当时在模范团当排长。有一天，段芝贵通过模范团的团附陈光远把他找了去说："大总统传见你。"接着，便把他带到总统府去了。到了总统府，段芝贵把他安置了一下，便匆匆地走去。过了很久，段才回来向他说："大总统今天很忙，不见你啦。现在有个事要你跑一趟。关于帝制的事，你去和你老人家说一下。这个事，他同意，也得这么做，不同意，也得这么做。这个事要是成功了，老侄，你可就阔了！"但是，我三哥是知道我父亲的性格、脾气的。怕的是说得不好，不但要被申斥，甚至还要挨打。可是袁的命令，又不敢不遵，所以就迟迟疑疑地说出："只要有人保住我不挨打，我就敢去。"段想了一想，就说："明天王子铭（王廷桢字）到南京去，叫他保你去吧！"接着便把王廷桢找了来，说明了经过情况，可是王廷桢也表示不敢和我父亲去说。段芝贵说："你只要保住他不挨打就行了！同时，这儿还有梁秘书长的一封信。"说着，便把信郑重地交给了我三哥。当我父亲看到我三哥来得突然，已经意识到他这次来的用意，因此第一句话便问："你来干什么？做说客来了吗？"三哥问答说："我是来看看爹的，临走的时候，段大叔（指段芝贵）交代我一番话。"接着，便把段所托转达袁的意见说了出来。我父亲说："那个事情，我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有了安排。这时候，必须有梁某人的信才行哪！"当时，我三哥觉得非常高兴。他所庆幸的是，这次来做"说客"，既没有挨我父亲的打，又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因此，他便脱口而出地说："信，我带来啦！"这个时候，我的继母周夫人（关于她的情况，将在后面谈到）也在座，本来听着这番谈话，神色很紧张。这时她一面拍着巴掌，一面笑容满面地说："老天爷，老天爷！你们父子俩是变的什么戏法，斗得什么心眼啊！"她所以高兴的原因，大概是为了袁、冯二人终于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合作的缘故吧。但是，我父亲看完了信，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是这么说的。"接着，便把那封信放在自己的衣兜里了。 事后，我三哥感到很后悔。原因是，他没有在旅途当中私自打开那封信，看一看信里到底说些什么。为了打开这个谜，他还记了我的生母在我父亲的衣兜里找一找那封信，却不知道我父亲在什么时候已经把这封信毁掉了。可是我父亲后来仍然有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具体行动。 冯国璋和王士珍、段祺瑞的关系 我父亲和王士珍、段祺瑞三个人号称"北洋三杰"。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起，就是同学，并且还成了结义兄弟（我父亲居长，王居次，段最小）。后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他们又开始在一起作事。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向来是亲密融洽的。他们三个人中间，我父亲和王士珍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关系，在我父亲就任代理总统以前和段祺瑞也还是友好无间的。例如：在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以后，他们三个人都随同着到了山东。那时他们白天在一起办公，下了班，就经常一同回到我们家里来谈天说地。这期间我们家有一个家塾，由我三伯父琥璋担任塾师。在家塾就读的学生，除了我大哥、二哥、三哥以外，还有吴光新、段宏业和段的三兄弟等一共6人。当时，段棋瑞对待我的哥哥们的学业，是和对待他的子弟们同样重视的。并且，我的哥哥们也还由于学习得不好，受过他的申斥甚至责打。当我父亲有病时，医生所开的药方，有时就需要经过段的同意以后，才能煎给我父亲吃。 当张勋复辟失败以后，黎元洪不肯出来复职时，我父亲正以副总统的地位驻在南京，自应由我父亲依法代理。当时，我父亲和他左右的人们对于这一问题有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先在南京就职。理由是，由段祺瑞惹起的和黎元洪的府院之争，或者不至于在我父亲的身上重演；另一种是到北京就职。正在这个时候，段给我父亲打来了一个亲拟的电报，电文是干干脆脆的四个字："四哥快来！"我父亲接到这个电报以后，一方面拿在手里指给在他身边的一些人看，一方面又以得意、庆幸的神情和大家说："你们看，芝泉这个粗！芝泉这个粗！"不久，我父亲便动身前往北京去了。 我父亲到了北京，就任了代理总统。可是，第二次的府院之争却从此开始。这一次的政争，不但贯串在我父亲的整个在职期间，同时，段对我父亲的私人感情，也由于政见不和几乎破裂。这是我父亲所预料不到的。后来，他曾经说过："以我老大哥的地位，以段对我向来唯命是听的那样态度，为了北洋的大局，当时我认为，我是可以说服段，做到府院合作的。"他还说过：当时既是责任内阁制，所以他决定了"人事不参加"。例如：陆军次长出缺了，张联菜①和熊炳琦②都有意给师景云谋干一下，向我父亲说："岚峰（师景云字岚峰）伺候您这么多年了，现在陆军次长出了缺，是否可以提拔他一下？"我父亲听了以后，便向着张联蔡说："岚峰要去，我看还不如你去。可是，我觉得你也不去的好，内阁里，咱们还是不加入的为是。"我父亲的意思是，自己避免了这一个最易于引起纷争的问题，估计不至于再会发生什么其他问题的。但是，段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只要你冯国璋一切听我段祺瑞的，你可以永远做你的大总统。段的这种做法，连那有着"菩萨"之称的黎元洪都感到不能忍受，当然我父亲也同样难于忍受了。 我父亲和段棋瑞所以造成第二次府院之争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两个人的政见根本不同，我父亲主张和平统一，段却主张武力统一。在比较早的时期，唐继尧、李烈钧从南方来到北京的时候，我父亲就曾把他们留住在煤渣胡同我们家里。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又由于梁启超的关系（这时梁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我父亲就任了代理总统，还请梁到府里来讲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新知识），不断地和西南的陆荣廷、唐继尧（我父亲还在这时和陆结成了义兄弟，唐原来就是我父亲的学生）互有信使往来；并且我父亲还派了我的姐夫陈之骥前往西南四省有所联系。及至我父亲就任了代理总统，更是积极地以行动来实现自己的和平主张。例如：正当段祺瑞对西南用兵的时候，北军的两个师长范国璋、王汝贤忽然由长沙退到了岳州，段的亲信傅良佐也因此由长沙出走。段听到以后，大为气恼，认为如不将范、王惩办，"军纪安在"。可是我父亲却认为这是一个寻求和平的机会，便让当时的王士珍内阁发表了谭延闾为湖南省长，借此表示"中央"不主张对西南用兵。 第二是，冯段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大了，私人之间的联系比以往还都少了。例如：段最喜欢打麻将牌，我父亲这时却厌烦了。在府院失和以后，有一次，我父亲打电话给段，请他到府里来谈谈。段接了电话就说："一定是四哥想打麻将了！"就高高兴兴地带了现钞200元到了总统府。但是，我父亲在和他谈完了公事后，并没有谈到打牌的话，段便也不再提起，快快地转回家了。看来，段是想借助于这样私人间的联系、交往，以便在脱略形迹的谈话中，很自然地解决府院间的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冲淡了彼此感情上的不愉快。但是，我父亲却忽略了这一点。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段的意见，时常为徐树铮所左右。例如：徐树铮勾结张作霖在秦皇岛所作的劫械事件，据说，段事先并不知道。所以他听到这件事发生以后，曾有电报给徐，说他是"违法乱纪"。但是，段说虽是这么说，却依然由着徐那么做了。此外，还有一些事件，那就不仅仅是徐树铮左右段的意见的问题了。在劫械事件发生以后，张作霖的队伍竟自开到了京、津间的廊坊。很显然，这是对我父亲的一种威胁。我父亲曾有电报给张，问他的用意何在？张的回电是为的"保护总统"。我父亲跟着又去了一个电报，说是，既没有命令，又没有战事，要他保护什么？对于张作霖这样一个非常举动，我父亲认为作为一个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来说，似乎不能把这种责任也推给徐树铮个人身上去。 虽然如此，我父亲在交卸了代理总统的第二天，便去看过段棋瑞。后来，他从河间原籍出来以后，仍然在到京的第二天又去看过段，并且在段的家里打了四圈麻将牌。 当我父亲死了以后，段祺瑞曾到我们家里来吊唁。这时，我父亲还没有人殓，他来了以后，依然保持着他那向来毫无表情的面容，迳直地走到我父亲的遗体跟前，把盖在我父亲身上的"盖帘"掀了起来，看了看我父亲的遗容，把"盖帘"放下，便回身走去了。后来就送来了一副亲拟的挽联，挽词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 至于我父亲和王士珍之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了我父亲的死后。他有时还主动到我们家里来看望我母亲和我们弟兄，也还替我们处置过一些家中的事务。 冯国璋和王占元、曹锟等的关系 袁世凯死后，我父亲成了"直系"的领袖，所谓长江三督﹣﹣江苏省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成了我父亲的嫡系势力。原来，辛亥革命时期，这三个人都是我父亲所领率的第一军里的协统，特别是其中的王占元，还替战争出过大力。当清军攻打汉阳的时候，王占元亲到前线指挥时，曾经给他统带的军官、士兵们磕了一个头，并且大声地向大家说："大家弟兄捧俺姓王的一场！"这一情况，后来被我父亲听到了，认为是王间接地为战争出了大力，直接是为自己成了名。因此，在这三个人之中，我父亲在决定了就任代理总统的职务以后，同时还决定了江西督军李纯接任我父亲原来所担任的江苏督军，接着又决定陈光远接任江西督军。因此，就产生了直系的长江三督。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说我父亲是旧直系的领袖，曹锟、吴佩孚是新直系的领袖。在我父亲死了以后，曹锟还到我家演过这样的一幕。 当直皖战争结束后不久，曹锟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北京。在他来以前，他的前站传着他的命令来和我们家里人说，他的行辕要设在帽儿胡同我们家里。这时，我三哥家遇正在北京，他虽然不明了曹的用意所在，但是，他要来住，我们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及至他住了进来，便立刻通知三哥，让把祠堂打开，说是要给我父亲行礼。曹进了祠堂的门，看到了我父亲的大像片，便冲着这张大像片说："四哥！我给你报了仇啦！"他转过脸来，又向我三哥说："这次，我给大总统出了气啦！我们年轻在小站的时候，他（指段棋瑞）就打不过我。" 我父亲统率过的禁卫军后来改编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王廷桢，是原来禁卫军的协统）。这个师和另外的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刘询①）向来是由我父亲统率调遣的。我父亲和当时长江三督以及曹锟等，在某一个时期里，行动比较一致。如张勋复辟的时候，段祺瑞还叫我父亲给曹锟、陈光远等打电报，叫他们出兵讨伐张勋，可见段也认为曹、陈等相信冯，要比相信段的程度要深一些。 家庭和生活情况 我父亲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农历十二月初四日，死于民国八年（1919年）十一月初八日，享年62岁。原籍是河北省河间县城外的诗经村，兄弟四人，他排行在四，早年分居。他在21岁时，由于家境贫困，到天津大沽投军当兵。以后就保送到天津武备学堂。 我父亲的原配姓吴，续娶周砥（道如），便是曾在袁世凯家里当过家庭教师，经袁介绍和我父亲结合的。我们共有兄弟5人，姊妹4人：大哥家遂，二哥家迪，三哥家遇和大姐家逊，都是原配所生；二姐家适，三姐家速和我是侧室彭氏所生；又侧室程氏生了五弟家周，侧室王氏生四妹家选。我的生母出身于河间刘各庄的一个贫农家庭，到冯家时只有十三四岁。另外两位继母都出身于天津的城市贫民。 我父亲对于子女的管教，是很严厉的，特别是儿子们更甚。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轻则申斥，重则责打。大哥家遂天津北洋大学毕业，曾做过国会议员。二哥家迪入民国即死去。在我父亲代理总统时，却让我大哥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一所小房子里，并且还经常让三哥回到河间原籍，管理管理家务。 继母周砥，字道如，江苏省宜兴县人。她嫁到我们家里来时，已经是39岁了。由于她是袁世凯介绍的，所以她来的时候，随带有陪嫁的男女用人各4人，并且由于也是南方人，不习惯于我们家里的北方吃食，所以一个人吃南方饭。她好交际，好应酬，好讲排场。过去所谓"双十节"国庆，我父亲当时在南京总要举行一个阅兵式。她一定要和我父亲一同参加，一同阅兵。还有，她在结婚的第二年，曾带了我的三姐和我的侄女以及男女用人等等，挂了一节专车，由南京到北京总统府去回拜袁世凯。她很讲求穿戴修饰，她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教导着我们家里人也跟着这样做，使得大家也讲求起穿戴修饰来了。 的确，她由于生活阔绰而对于经济上的需要，我父亲是尽量给予满足的。但是，她在政治上却并不能完全左右我父亲的意见。 当然，她和我父亲的结合，是由袁世凯介绍和成全了的，同时她还和袁的一些眷属有着较深厚的私人关系。因此，她希望袁、冯能够长久合作，并希望我父亲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能够支持袁的主张。但说她来是为袁作奸细，却不到这样的程度。而且不到几年她就死了。 当我父亲病危的时候，王克敏和冯耿光前来看望他，并且问他有没有什么未了的事情。我父亲说他的财产，连值钱的带不值钱的，大约有200多万。将来长子分﹣大股；中间的按中股分，小的儿子，按小股分。就是侄子、女儿，也都各有安排。 我父亲死后的财产总额，据统计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一共是26455151元。这其中，计包括了祭扫费294000元（其中除了现金10470元以外，计有公债119260元，股票、储蓄票164270元），现金569050元，商业投资499300元（其中，计包括华充、济时质库、济时分库、通合公磨房、华丰裕酒厂、河间隆字号、华裕银号、华镒、华昌当、贵恒当等），股票433700元（其中，计包括北京电灯、华安保险、上海印书馆、临榆兴业煤矿、井陉煤矿、东兴实业、中国银行、大陆银行、北洋火柴、华昌火柴等），房地产849465元（其中，计包括房产：北京帽儿胡同四百余间，西河沿一所，煤渣胡同一所，天津河东楼房七所，平房一所及土地、庄园等）。 我们分家的办法，完全是依照着我父亲的遗言办理的。分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我大哥得20股；二哥、三哥各得15股；我和五弟各得10股；大姐得2股，由于我父亲生前曾把津宙玮路的地皮30亩，并建筑了住宅一所给她，所以她比别的姐妹少得了一股（这些住宅我父亲还在那里住过几天）。二姐、三姐、四姐各得3股。所有上面所谈到的现金、商业、股票和房产，都是按照这样的比例来分的。例如我本人，计分得现金6.5万元，商业投资67100元（计包括华股17100元，南京华通2万元，济时质库3万元），股票49000元（计包括永华火柴9000元，华新纺纱厂2万元，龙烟铁矿1万元，大陆银行1万元），房地产10万元。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父亲死后的财产总额内，曾列有商业投资499300元，股票433700元。但是，例如商业中的华充、济时分库、通合公磨房、华胜、南京华通等等，股票中的临榆兴业煤矿、东兴实业、松江森林、裕通制盐、天津兴业煤矿等等，或是生意早已亏累不堪，在我父亲死后，这些商业，跟着就先后倒闭了（例如，其中的华胜倒闭时，共赔了70多万）；或是虽然投了资，拿到了股票，但是这些个企业，在我父亲生前，实际上早已一文不值了。以我本人为例，我所分得的华胜17100元，南京华通2万元，和龙烟1万元，就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东西。因此，我个人实际所分得的，连同现金、商业、股票、房地产等等，一共大约有10余万元。如果以我个人的例子来推算我父亲的财产全部，当然也就到不了上面所列的那个总额数了。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父亲为什么要在京、津各地独资或是合资开了这些个买卖？原因是，第一、准备让自己的儿子们转向工商界上来发展；第二、当然也是为的赢利；第三、为的是安置自己的乡亲故旧。例如：北京的华通银号，天津的华胜银号，南京的华丰裕酒厂，河间的隆泰和银号……等，它们的经理便都是由我们的亲戚、同乡来担任的。我父亲投资经营企业的具体情况，我知道不多。他曾在天津投资10万元创办"模范纱厂"，后来亏累倒闭，改名恒源纱厂。 我父亲投军前的家庭情况 我祖父名春棠，他是依靠着祖遗的田地维持生活的。我家从他这一辈往上，三代单传，因而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近支本家的照应。还因为他为人忠厚老实，又不善于营运，这就使得原来的一份家业，一天天地败落下来。 我祖父生有4个儿子，我父亲排行在四，我的三个伯父的简单情况是： 伯佩璋（恩贡）、二伯蕴璋（援贡）、三伯琥璋（文庠生）都是所谓有功名的人。我大伯从16岁起，就开始管家。这时我家还剩有田地三数顷。由于我祖父过去不断受人欺侮，因此，我大伯从他接续管家起，就好交际，好扶助人，好打抱不平，从而在不多的年代里，把仅余的家业花个净光，最后我祖父祖母只得孤寂地搬住在本村的家庙里。 这时，我父亲和他的原配吴夫人已经结了婚，并且已生了我的大哥家遂。但是，由于他和父兄们分居以后，生活毫无办法，又没有近支的本家、亲戚可以拆借，所以到了严寒的冬天，在他读书的时候，以至贫困到无力生火取暖的地步。同时，又看到自己的父母也天天在那饥饿线上挣扎，因而在他27岁那年，才在生活的重压下跑到天津大沽直字营投军去了。 我父亲是一个秀才，这是在他投军保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以后，当年回家的时候，应试录取的。 我父亲和他的原配吴夫人是共过患难的，因此在她临死的时候（这时我父亲已经过了50岁了），我父亲对她曾有过不再续弦的诺言。但是，我父亲后来为什么又和周夫人结合了呢？这是由于吴夫人故去以后，就由我的生母彭夫人管家，毕竟她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年纪比较轻，而吴夫人所生的几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我三哥比彭夫人还大着一两岁），并且家里还有一个寡媳。同时我父亲已经做到了宣武上将军管理江苏军务的职位，内眷们的应酬往来，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袁世凯提出了这门亲事以后，我父亲还是商得了我大伯的同意以后才应允下来。 陈之骥和我八哥家骏，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他和我大姐的结合，便是由于家骏的撮合，其中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 我的几个哥哥，除了三哥以外，是没有在军界里服过务的，现在把他们三个人的简单情况介绍在下面： 大哥家遂，天津北洋大学毕业，人民国后，曾做过国会议员。 二哥家迪，文库生，前清宣统三年被赏过二品霸生，人民国后死去，年仅29岁。 三哥家遇，由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选送德国，在柏林高等工业学院学习化学冶金、肄业三年后回国，曾做过直隶省铁工厂帮办（即副经理，时间只有一两个月），和袁世凯时代的模范团的排长，后来在孙传芳统治江苏的时期，还做过江苏省军官学校的教官，为期也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