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南朝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史类文学作品，属"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儿，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并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户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译】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搬迁到这里。王充少时死了父亲，同乡称赞他很孝顺。后来他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做老师。他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他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常常到洛阳书店里翻阅那些出卖的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于是他就通晓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他回到家乡，隐居下来教书。在州郡担任过功曹，因为多次劝谏长官，意见不合离去。王充喜欢发表议论，乍听起来好像很怪异，仔细想想确实有道理，有根据。他以为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死守住书本上的章句，失掉了书中的精髓和真谛。于是闭门深思，谢绝那些吊丧的应酬。家中的门上、窗户上、墙壁上都放着刀和笔，撰写了《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解释了物类的异同，匡正了当时人对某些事物的疑惑。刺史董勤征召为从事，后又调任治中。他自己辞去职务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意下诏公车府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记忆衰退。精力耗损，写了《养性书》十六篇，论述节制嗜欲，保养精神，自守心志的道理。永元年间，他病死于家中。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年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人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贵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以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谄媚为主，不思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人袭之，诚可伤也。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兒子其何异哉？婴兒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兒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市，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泰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译】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年少时好学，有志气操守，和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是好朋友。安定的风习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所以乡里瞧不起他。自从和帝、安帝之后，当时盛行流动做官，有权势的人互相推荐，可是王符却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不能做官。而内心很不舒坦，于是隐居在家著书三十余篇，来讽刺当时政治的得失，不让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书名叫《潜夫论》。书中指责当时的毛病，议论风俗人情，从中足可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尚。这里选出其中五篇于后：一、《贵忠篇》帝王最尊敬的是上天，上天最慈爱的是人。现在人臣受君王的重托，治理上天所爱的百姓，怎么能不让他们平安而顺利地得到养育和救济呢？因此君子在职位时就应想到如何利人，在上面的就应想到如何引进贤人，所以居上位而下面不怨恨，位在前列而后面的不会伟大。《书经》上讲的“天工可用人力来代替”，就是这个意思。君王取法天上星宿的排列而建立大大小小的官制，所以明主不敢因偏私而随便授官，忠臣也不敢虚心假意地接受官职。偷人家的钱财还叫作强盗，何况偷天官来谋一己的私利呢！犯了罪，一定受惩罚，何况犯了天条，能够不承认罪过吗？唐、虞、夏、商、周五代之臣，用正道侍奉国君，恩泽达到草木，仁慈遍及全国土地，所以他们的福祚流传很广，本支百代历久不衰。末代的臣子，用谄媚的态度讨好国君，不想到如何顺从天意，专靠杀伐来压迫百姓。像白起、蒙恬，秦朝认为他们功劳很大，上天却认为他们是杀人的魔鬼；息夫人、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却认为是盗贼。《易经》上说过：“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干大事，这就少有成功的了。”因此，品德不相称，灾祸必严酷；能力不相称，灾殃必扩大。那些窃取官位的人，老天爷早就夺去了他照自己的镜子。即使有敏锐的观察力，行仁义的志向，一旦有钱有势了，就背离亲属抛弃故旧，失掉了本心，疏远骨肉之亲而接近宠幸的小人，对亲友很淡薄，对犬马却很优厚，宁可让千万贯钱串子发霉而不肯借一文钱给别人，明明知道粮食在仓库霉烂而不肯借贷给别人一斗，因此骨肉之亲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骂。前人已经失败，后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叹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贵人治国之用心，与对待婴儿有什么区别？婴儿有常见病，贵臣有常见错误，父母有常见过失，人君有常见过错。婴儿的常见病，是吃得过多，消化不良；贵臣常见的错误，是宠信不当的人，婴儿哺乳过多容易发生疾病，富贵过盛容易产生骄傲。爱儿子变为害儿子，骄宠臣子而让他们走向灭亡的，不止一两人。惩罚的极刑，竟有仆死在深牢之内，有的杀了头挂在都市示众，这难道不是对上天没有功，对百姓却有害吗？那些鸟把山当作矮墙而在上面作窝，，鱼儿认为泉浅而把它作为自己的窝穴，最后得到的却是钓钩。贵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个美名，想让其门坚固而用铁作枢纽，最后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而门枢朽了，而是由于财货太多产生骄傲僭越的缘故。如果不上顺天心，下养百姓，而想使点小聪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骗神明。这等于伏在累卵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稳；走在朝露附桐叶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难道不糊涂吧！难道不糊涂吗！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夫贪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邀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兒，此皆无益也。《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崇，至于死亡，而不知诬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E067，缝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锈绮纨，葛子升越，D12F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属，各因方土，栽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失，而东至乐浪，西达郭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鲤也死，有棺无椁。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鄗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褒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不君；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实贡篇》曰：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三仁齐政，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译】《浮侈篇》国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亿万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子。如果每个农民不种田，天下人一定挨饿；每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人一定受冻。现在的风俗是丢失农业这个根本，都去做生意买卖，牛马车辆，塞满道路，游手好闲和投机取巧的，都邑到处都是，从事农桑的人少了，吃闲饭的多了。《诗经》上说“：商的都城非常整齐，居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到洛阳，做买卖的十倍于农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做买卖的人。这就是一个农民种田，供百人吃饭，一个妇女织布，供百人穿衣，一个人的劳动供百个人的享受，谁能供养得起！天下百郡千县，万数市邑，都像这样。本来不能相供应，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饥挨冻？饥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轨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严酷的刑罚？严刑峻罚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过错惩罚都来了。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加上老天爷降灾，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所以贤明之君对待百姓，常常担心他们的疾苦，慰劳他们的艰辛，并且加强教育，小心谨慎，防患未然，断绝邪恶的根源。因此，《易经》赞美以制度规定节约，不耗费人民的财产，不侵害人民的利益。《诗经》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种桑，小至冬天绞麻绳，一一进行教育，自春到冬，终而复始。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放恣哩。现在人们穿衣讲求奢华，饮食讲求高贵，为了满足口舌的享受而讲究烹饪。有人合谋干坏事；有的从事游戏与赌博；壮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挟着弹丸打鸟，携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作丸卖假药，这些人对外不能抵御敌寇，对内不能停止鼠窃雀偷。有的人作泥车瓦狗等玩具，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事。《诗经》曾经讽刺有些女人“不绩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现在有些妇女连饭也不做，不养蚕织布，而去学巫婆，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使无知妇女上当受骗。老弱病残的人家，有人生病，心里着急，特别害怕。可巫婆们却要他们离家外出，躲在崎岖的山路，染受风寒，被坏人利用，被盗贼钻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却不知这是被巫婆所骗，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这就是妖妄特别厉害的情况。有的人把好绸子剪破，写上一些祝辞；有的用花言巧语，求神降福；有的耗费金采，裁成方寸小块；有的截断长线，缠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锦绸，缝成长幡。都是无故浪费材料，花去不少功夫，变牢固为虚假，把容易变繁难，吃了好的粮食，虚度大好时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烧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满，都是应该禁止的。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本来太过分了。就是他们的车夫、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绸子，高级衣料，葛布贡布，应有尽有。用具服饰有犀角象牙，珍珠、宝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银首饰，极尽华丽，互相炫耀。他们嫁女娶媳，车辆绵延数里，红色车衣遮满道路，奴仆们骑马驾车，并排行进。有钱的总想赛过别人，无钱的总觉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费用，破费终身的家业。古时必有王命诰封才能穿绸缎、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时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黄泉，上面不泄露臭气。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边远地方，争相仿效。至于木需梓豫樟，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不垒得很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郭。汉文帝葬在芷阴，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现在京师贵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用金缕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许多珍珠宝贝、偶人车马，造起大坟，广种松柏，还盖有庐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说曾子不孝。他们认为尊君爱父，不在于花钱越多越好，扬名显亲，也不在乎多用车马作排场。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实贡篇》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这难道是这时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由)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孔子说过“：没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遥远呢？” 《爱日篇》曰：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为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复，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述赦篇》曰：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勤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强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继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为顾哉？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贷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